我国碳市场有效运行的关键条件

 

由于经济-能源-环境-气候系统的整体性和强关联性，对一个子系统的发展目标规划及政策干预需充分考虑对其他相关子系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将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保证能源安全及改善环境质量目标有机结合起来。我国当前的能源环境政策体系中除了为实现碳减排目标而建立的碳市场外，还包括其他政策目标与相应政策工具：节能目标与能效政策，可再生能源目标与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大气污染防治目标及相应的政策措施等。如“十二五”期间，我国关于能源、资源环境的约束性指标包括单位GDP 的碳排放下降17%，单位GDP 能耗下降16%，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至11.4%，二氧化硫排放量、COD 下降8%，氨氮和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10%，同时随着雾霾问题的加重，很多地方又进一步把PM2.5 作为重要的控制指标。上述每个政策目标往往伴随着相应的政策措施，由于这些政策的覆盖主体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重叠，涉及的市场往往相互关联，因此多个政策目标并非相互独立，政策工具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互动影响。多个政策工具的交叉并行存在相互促进的协同作用，如能效与节能政策在减少能源消费的同时降低了温室气体排放与污染物排放，可再生能源政策在增加可再生能源供给的同时替代了化石能源，从而间接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和污染物排放，减少大气污染排放的措施也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如清洁能源汽车推广等）。
 

多个政策工具交叉并行也存在相互抵触的风险，甚至有可能导致部分政策工具失灵，并增加政策实施的社会总成本。假设一个经济系统中有6 类排放源（A、B、C、D、E和F），每类排放源的减排潜力及减排成本如图3 所示。在完全市场条件下，如果我们单纯采用碳交易机制来控制碳排放（图3a），并设定减排目标为OQ，那么在碳市场均衡条件下，碳价格水平为P，社会总的减排成本为A+B+C+D；在第二种情境下（图3b），引入碳交易机制的同时引入另一种政策工具，如对减排成本较高的排放源E的减排进行补贴，或者对其设定技术标准，从而使排放源E优先减排，排放源E 同时受两种政策工具的激励。在总体减排目标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新的碳市场均衡价格将降低为P’，同时社会总的减排成本增加为A+B+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