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政治”的生态帝国主义逻辑批判及其超越

形塑后京都时代的“碳政治”：中国话语与角色

三、形塑后京都时代的“碳政治”：中国话语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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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对《公约》及《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国际“碳政治”或气候政治话语与实践分析的逻辑性结果，是必须形塑一种超越“生态帝国主义”本质或逻辑的新型全球“碳政治”或环境治理规则和体制，这正是进入后京都时代或巴黎时代的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单从学理层面上说，实现这样的国际关系秩序或构型意义上的重塑，将是长期的历史过程，并且需要十分复杂的主客观条件，比如，少数欧美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总体实力对比的进一步演变，发展中国家主体对于包括“生态帝国主义”在内的各种新帝国主义形态的更清醒与政治自觉。因而，详尽分析世界如此大转型的逻辑机理与演进过程，【30】显然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理论任务，但是，在后京都或巴黎时代(2020—2030)的国际“碳政治”参与进程中，致力于实现中国话语分析，或者说，为我国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战略性理论阐释或学理基础，是具有突出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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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一般意义上说，超越现行国际“碳政治”或环境治理架构的“生态帝国主义”本质或逻辑的根本之道，必须致力于“双重结合”意义上的话语和政治实践：一是生态可持续性价值、目标追求与明确反对(限制)资本逻辑的全球生态逻辑构建相结合，二是社会公正价值、目标追求与明确反对(限制)或超越现行“生态帝国主义逻辑”相结合。在此，这种“双重结合”同时具有泛社会主义指向或反资本帝国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新帝国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意蕴。【31】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tan pai fang. com

就前者而言，推进生态可持续性或“全球生态逻辑构建”的关键，不仅在于承认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共生性、关爱性哲学伦理关系(价值)，而且在于如何将这种哲学伦理认知实体化为具体的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制度及其运行机制。正如包括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绿色左翼理论所阐明的，成功实现生态考量的实体化或普遍化的标志性前提，是对目前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资本积累(增殖)逻辑做出社会性(或生态—社会主义)的制度化限制。也就是说，任何切实意义上的环境政治或“碳政治”，都只能是一种反(限制)资本政治，而不能成为一种亲(依赖)资本政治。支持这一理解的最好例子，是盛行于当代欧美发达国家并且颇有成效的所谓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实践。【32】它在全球层面上的缺陷就是，那些基于“绿色资本”投资带来的经济技术革新所导致的局部性生态改善，必须以其他国家或地区“黑色资本”的广泛存在(甚或扩展)为前提或代价。因此，“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的现实可行性及其进展，并不能够消除资本本身的生态歧视本性和社会剥夺特征，而要构建与推动能够切实维护全球生态可持续性的“生态逻辑”，就必须着手创设全球性的资本及其积累逻辑的限制性制度框架与运行机制。当前，依然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三驾马车”对世界经济的管治体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显然不符合这一历史性要求。

就后者而言，维护社会公正或“生态帝国主义逻辑超越”的关键，是必须承认民族国家内的公平正义与国际层面的公平正义之间有着逻辑上的关联。因而，与国内层面实现生态可持续性与社会公正的统一同等重要的，是在国际和全球层面上实现与促进这一点。我们很难指望，内部充斥着不平等与非公正的当代国家能够致力于创建一个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或关系，同样，在严重不均衡与非正义的国际秩序或关系中，建构出崇尚平等与公正的当代国家，也是很难设想的。由此可以说，“生态帝国主义逻辑”的负面作用或危害就在于，相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它在维持和强化少数欧美国家物质财富与生态环境意义上的等级化操控或剥夺的同时，更加在整体层面上妨碍着人类社会对更公正与更合理地应对生态环境问题或社会自然关系的不懈探求。因此，超越“生态帝国主义逻辑”的重要前提，是努力推进当代国际关系各个领域中的社会公正，这当然包括“碳政治”议题领域中的社会公正。其中，这不仅涉及少数欧美工业化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的巨大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问题，还涉及它们所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及其生态帝国主义霸权所带来的环境非正义性(相对于整个星球而言)和社会不公正性问题(尤其是相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于是，后京都时代真正面向未来的全球“碳政治”，不是过分纠结于更为精细准确的“一揽子协议”及其义责分担，而是基于全球公正与民主的历史性进程，要对当前国际环境治理架构包括气候变化应对体制(制度与规则体系)尽快启动实质性的改革。 内-容-来-自；中_国_碳_0排放￥交-易=网 t an pa i fa ng . c om

应该说，就上述两个核心性议题来说，当代中国都正在承担着义不容辞的领导性角色。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核心内容的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在推进我国经济总量和规模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的同时，客观上造成了目前已经十分突出的资源紧张、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难题，这不仅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了国内层面上的生活质量、公众健康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消极后果，而且逐渐产生了一种区域性、世界性的不利影响。也就是说，包括“碳政治”在内的环境政治———重新确定未来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目标与发展方向，【33】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内源性需求或政治共识。另一方面，全球化背景下由于我国庞大的经济体量与欧美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不断深度融合，致力于中国环境改善或“善治”已经不太可能是独自完成的“毕其功于一役”的现实任务。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既不可能低代价地加入目前仍拥有“生态帝国主义”霸权优势的“低碳强国俱乐部”(往往也是“富国俱乐部”)，同时和谐世界与和平发展理念也决定了中国决不能采取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做法，尤其是向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转嫁资源需求成本和污染排放危机。而且，这两个方向上的终极阻力，不是来自前者的“绿色壁垒”和后者的“绿色抗拒”，而是来自地球整体系统的生态极限。这意味着，中国必须要在更加综合性和系统性的思维空间中充分应对化解生态问题或挑战，舍此无他。更明确地说，对于中国未来而言，全球性生态环境难题(也包括中国的生态环境难题)的有效克服，要求我们必须更加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弘扬全球性社会公正与正义(包括气候公正与正义)，这在逻辑上必然指向当前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进一步公正与民主变革。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所倡导或追求的全球“碳政治”，将不仅是国际秩序或关系的持续绿化和低碳化过程，还是继续去(生态)帝国主义化的过程。换言之，我国将同时肩负着扬弃了的全球性帝国主义逻辑解构与生态逻辑建构的时代责任。笔者认为，这才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中国要“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34】以及习近平主席在巴黎气候大会开幕式上明确阐述“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中方立场”的完整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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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在笔者看来，目前渐趋成型的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实践及其建设话语，已然构成了中国积极参与未来全球“碳政治”或环境治理进程，颇具特色的中国理念和日臻完善的理论表达。广义上的生态文明或“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概念，可以归纳为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上的“四重意蕴”：生态文明在哲学理论层面上是一种弱(准)生态中心主义(合生态或环境友好)的自然/生态关系价值和伦理道德;生态文明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则是一种有别于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主导性范式的替代性经济与社会选择;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指社会主义文明整体及其创建实践中的适当自然/生态关系部分，也就是通常所指的广义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在现代化或发展语境下，则是指社会主义现代化或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向度。【35】上述综合性概念界定的最大“优点”，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红绿变革”性质或资本主义的替代性选择特征。在此基础上，完整意义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理论”，可依据环境政治分析的不同视角而划分为三个亚向度或层面：“绿色左翼”的政党(发展)意识形态话语、主张综合性深刻变革的环境政治社会理论、明显带有中国传统或古典色彩的有机性思维方式与哲学。【36】 内-容-来-自；中_国_碳_0排放￥交-易=网 t an pa i fa ng . c om

总之，在中国语境下，无论是作为学理性的概念，还是系统性的环境政治理论或生态文化理论，生态文明及其建设都蕴涵着深刻的时代性要求：在国内层面上扬弃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资本积累(增殖)逻辑的同时，在国际层面上反对少数欧美国家主导国际关系秩序(架构)的生态帝国主义霸权逻辑。尤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是一种由内及外、内外一致的综合性绿色实践话语，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应该同时关注中国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话语的“红绿变革”旨向与国际意蕴。【37】当然，单纯从术语对应性的角度来说，“生态—社会主义”或“生态平等合作主义”，也许是对“生态帝国主义”及其逻辑的对立物的更准确表达，但就其核心意涵而言，我们不难通过对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话语的阐释做到这一点。

结论

分析表明，《公约》及《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国际“碳政治”所展现的“生态帝国主义”逻辑，是少数西方国家在其国内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基础上，延续与拓展历史形成的国际等级化优势或排斥性霸权的表现，也是创建更加公平、民主与有效的全球气候或环境治理体制的内在性障碍。就此而言，已然进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当代中国，理应也能够对后京都或巴黎时代的全球“碳政治”话语与实践的实质性重塑———同时在构建全球性生态逻辑和实现超越“生态帝国主义”逻辑的意义上———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既是推动本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2015年《巴黎协定》进一步制度细化与相关政策落实，推动建立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将为中国提供新的历史性发展机遇。但是，超越“生态帝国主义”逻辑，绝不能混同于反对生态主义，我们真正反对的是生态主义的“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特定构型，以及在它基础上形成的“生态帝国主义”国际霸权。同样，战略离不开话语，但话语本身并不等同于战略和策略。在未来的全球“碳政治”参与或环境治理体系建构中，中国致力于超越“生态帝国主义”逻辑，未必直接诉诸“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具有强烈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斗争方式，在可预见的将来，比如在整个21世纪20年代，中国致力于承担新型全球“碳政治”的世界领导者角色，仍将首先是话语性的领导者，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无疑是最为有力的支撑性因素。这决定了中国成为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或环境治理体系中世界性领导者的时代理据，就在于做出贡献，而不是争夺霸权。

【察网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作者郇庆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文@内-容-来-自；中_国_碳排0放_交-易=网 t an pa ifa ng . c 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