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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对国际“碳政治”以及当前全球环境合作与治理中“生态帝国主义”逻辑的揭示和批判，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传统的“绿色左翼”理论资源。⑭概括地说，它们着力于阐明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生态帝国主义”意义或性质上的垄断性优势或“霸权”是如何形成的，与当代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基础性联系，大多将其归结为国内层面上的“(生态)资本主义”和国际层面上的“(生态)帝国主义”的相互联系和支撑;二是摆脱或消解这种“生态帝国主义”逻辑或本质的根本性应对之道何在，大都主张超越目前“浅绿色”或“生态资本主义”的行政管治与经济技术性改良，⑮进而指向或蕴含着对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及其国际化体系的重建式变革。具体而言，它们至少应包括如下三个主要流派：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分析。 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tan p a i fang . com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网-tan pai fang . com
马克思恩格斯虽未直接使用过现代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这一术语，但对于本文所界定的“生态帝国主义”及其分析来说，他们的著述却有着如下两个方面的奠基性意义：⑯
一是资本主义制度同时意味着一种社会关系(人与人关系)和一种社会自然关系(人与自然关系)，而归根结底是社会关系的状况与性质决定着社会自然关系。更具体地说，服从和服务于资本所有者及其积累逻辑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与政治上层建筑，决定了它同时是一种双重意义上的剥夺性和非正义关系：社会剥夺性的(特别是对于广大无产阶级来说)和自然破坏性的(尤其是对于作为非私有化的共同物品的自然环境来说)。依此而言，资本主义社会是不会、也不允许以“稳态”或可持续性(无论是生态可持续性还是社会可持续性)为价值准则和追求旨向的，否则将意味着作为一种等级制(或阶级)统治关系的资本主义关系或制度的终结。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演进，只能是一个不断将前(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资本化”的过程(特别是针对其社会成员和自然生态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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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资本主义关系和制度的地域性或外延扩张，对于那些先行者来说，就像它的内涵性扩张一样是一种必需和自然的选择。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发端于西欧少数国家的新型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关系，具有相对于世界各地前现代或封建制、奴隶制关系的巨大竞争优势或先进性，因而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具有历史性优势的社会经济制度范式。换言之，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展，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性阶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尤其是在对于封建关系的历史性取代意义上，马克思给予了资本主义制度(关系)及其殖民化扩张相对积极的评价：“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⑰当然，马克思恩格斯还从更高层面上阐述了资本主义的地域性扩张并不能消除或超越资本主义的一般性矛盾并将最终走向消亡，但他们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的预想，的确基于对资本主义地域性扩张可能性甚或必然性的信奉，直至其晚年也未发生改变。⑱ 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 t a np ai f an g.com
应该说，在“生态帝国主义”意义上，第二国际时期列宁、考茨基和卢森堡等人围绕着帝国主义与战争而展开的激辩，⑲是与马克思恩格斯上述论点尤其是第二个观点密切相关的。的确，对于他们来说，共同的问题是如何解释19世纪70年代开始日益凸显的西方列强对外抢占殖民地(目标是产品市场和自然资源)和由此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也就是帝国主义的争霸战争。考茨基将这种帝国主义战略与行为，归结为西方工业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农业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显然无法解释工业国之间的帝国主义关系或冲突的事实。卢森堡则将这种帝国主义的战略与行为归因于国内消费不足导致无法实现资本再生产过程，因而使世界范围内的生产能力输出与消费市场扩张成为一种必需。此外，布哈林强调的是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与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资本竞争之间的矛盾，而希法亭则指出了如下事实，即资本输出只有在那些非资本主义的落后地区和“无人认领区”，才引起了以暴力实现投资利益或战争的需要。
就本文讨论的相关性来说，笔者认为，应特别重视列宁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必定导致殖民征服战争和争霸战争”的论断，认为“帝国主义的(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战争，都是为了瓜分世界，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等而进行的战争”;二是关于“经济殖民地”和“政治殖民地”两种形式的区分，认为“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⑳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_碳0排0放^交-易=网 ta n pa i fa ng . co m
就前者而言，问题不在于这种假定或判断是否在学理意义上过于武断，而在于所概括或表征的“古典帝国主义时期”少数垄断资本国家，相对于大多数工业落后国家的巨大实力优势以及动辄诉诸武力的军国主义战略与行为取向(包括彼此之间)。就后者而言，列宁等人已经意识到，西方垄断资本国家可以依据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生产与社会关系发展水平采取不同的殖民或统治策略。而侧重于经济控制与垄断的“经济殖民统治”和侧重于政治控制与垄断的“政治殖民统治”，更多是西方垄断资本国家殖民统治或操控方式的不同选择，尽管武力使用或威胁的色彩有所弱化，但所反映的关系实质并无不同。也就是说，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的立场来看，19世纪后半叶开启直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帝国主义”，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后逐渐转变成为淡化暴力色彩的“经济帝国主义”，但是相对于广大新独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而言，它所代表或展现的严重等级化或排斥性关系并未改变。不仅如此，在当代全球化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军事帝国主义”还是“经济帝国主义”都体现为显而易见的“生态帝国主义”，都意味着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肆意掠夺和生态环境的无度破坏。 夲呅內傛莱源亍：ф啯碳*排*放^鲛*易-網 τā ńｐāīｆāńɡ.ｃōｍ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本*文@内-容-来-自；中_国_碳^排-放*交-易^网 t an pa i fa ng . c om
大约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差不多在20年后成为一种系统性的欧美马克思主义新兴流派。【21】应该说，正是对那时开始日渐凸显的全球性生态环境挑战或危机的马克思主义回应需要，以及新自由主义旗帜下欧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模式的全球化扩展，再加上战后冷战秩序渐趋终结所导致美国在国际经济政治架构中的“一家独大”，共同促成了对国际环境或气候变化政治的“生态帝国主义”逻辑或本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 夲呅內傛莱源亍：ф啯碳*排*放^鲛*易-網 τā ńｐāīｆāńɡ.ｃōｍ
概括地说，一方面，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承继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和侵略本性的批判，并将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社会与自然关系冲突或矛盾提升到社会经济关系同样重要的高度。尤其是詹姆斯·奥康纳明确阐述了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已经阐明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性条件”或者说“社会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关系及力量”之间的矛盾。【22】在他看来，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及其危机，构成了向社会主义转型的“需求方面”的历史依据，那么，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及其危机，就构成了向社会主义转型的“供给方面”的历史依据，或者说，正是这双重矛盾及其危机，共同构成了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及其全球性反抗资本主义社会与政治运动的现实基础。当然，他也指出，在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第一重矛盾”和“第二重矛盾”之间并非是简单的彼此强化或叠加效应，而往往呈现为替代或转嫁效应，即社会关系层面上的紧张或冲突，可以由社会自然关系层面上的进一步“资本化”来得以缓和或疏解，反之也是一样，至少可以暂时性做到这一点。 本*文@内-容-来-自；中_国_碳^排-放*交-易^网 t an pa i fa ng . c om
另一方面，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强调，在日趋紧张的全球性社会自然关系中，跨国垄断资本的利益及其诉求扮演着“幕后推手”或“无冕之王”的角色。无论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依附理论”)还是戴维·哈维的“资本的空间理论”，【23】都是旨在阐明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来就是一个涉及或指向全球的空间或地理问题，只不过其现实性展开呈现为时快时慢的历时性进程。如今，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最热心、最强势的推动者，自然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那已经高度垄断化、金融化、信息化的超大规模跨国公司和财团。相比之下，那些长期处在社会中下层和体系边缘、半边缘地位的群体和民族国家，却很难真正从资本主义的持续(时间)或地域(空间)扩张中受益。在相当程度上，这些跨国公司和财团已经成为即便当今世界最强权的美国政府也难以掌控驾驭的力量，美国政府屈从于2008—2010年尚处于金融危机中那些“大而不倒”的金融巨头就是明证。结果便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过程，成为一种双重意义上的剥夺或“洗劫”过程：一方面，正如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阐明的，无论在发达工业国家内部的资本与劳工阶层之间，还是在全球范围内北方工业化国家与南方发展中国家之间，迅速增加的物质财富总量却以更加不平等与非正义的方式或“资本的积累逻辑”加以分配，整个世界呈现为日益明显的两极化分裂或“1%对99%”构型(皮凯蒂称之为“承袭制资本主义”);【24】另一方面，借助于高物耗、高能耗与污染性产业和资本的跨国转移，环境公害或负担以更加普遍化或霸权性的话语与模式(尤其是“现代化发展”)，转向世界范围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结果在经济规模或总量上实现了崛起或“翻身”的少数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又被套上了沉重的“绿色枷锁”。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_碳0排0放^交-易=网 ta n pa i fa ng . c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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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美国为代表的“生态帝国主义”进行系统性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者，当首推约翰·贝拉米·福斯特。【25】他认为，“生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不断扩展与扩张的结果，因而完全可以说，生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新阶段或新形式。换言之，像过去具有主导性的“军事帝国主义”和目前依然具有主导性的各种形式“经济帝国主义”(尤其是金融帝国主义)一样，“生态帝国主义”同样反映着极化世界中严重不均衡和非公正的国际环境治理关系与架构。在他看来，“生态帝国主义”性质的国际“碳政治”或气候政治框架中，少数欧美国家一方面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或国际公域倾倒有害废弃物，直接造成跨境转移污染，另一方面则借助于现存国际经济贸易秩序与规则，肆意掠夺性开采或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必然在继续强化发展中国家对其经济依赖(“硬通货依赖”)的同时，进一步造成新的“生态脆弱性依赖”———通过更大规模的自然资源开发赚取资金，试图进行生态治理与修复，从全球视野来看地球的自然生态平衡和新陈代谢并不会因此发生任何实质意义上的改善。对此，福斯特强调，只有以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重建作为基础，才有可能实现社会自然关系的根本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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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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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乌尔里希·布兰德(Ulrich Brand)为代表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26】一方面着力于批判性阐释已然呈现为相当程度的霸权性话语与实践的绿色增长、绿色经济、绿色发展和绿色资本主义，并将其概括为“批判性政治生态学”，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主张综合性的社会与生态转型构想和战略，开启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背景下的绿色左翼新政治或“转型政治”。【27】布兰德的基本观点是，目前已被广泛接受为全球性变革话语和战略的“绿色增长”或“绿色经济”，其实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等领域深刻危机的特定战略形态或版本，也即是“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因此，对于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绿色左翼政治来说，问题不在于一般意义上的“绿色增长”或“绿色经济”是否可能，而在于如何避免使其呈现为一种社会非公正和生态不可持续的“绿色资本主义”样态。 内-容-来-自；中_国_碳_0排放￥交-易=网 t an pa i fa ng . c om
布兰德着重分析了这种明显具有欧美国家主导特征或“生态帝国主义”霸权性质的绿色资本主义成因及其机制。在重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理论”和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国家规制(调节)等理论基础上，他引入了“帝国式生活方式”(imperial mode of living)这一概念。【27】在他看来，这种绿色资本主义之所以成为可能———至少在欧美核心国家比如德国和奥地利，同时源自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发展的时空不均衡性和当前严重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正是由于拥有“帝国式生活方式”的霸权，使得欧美国家在国际贸易、国际劳动分工、自然资源获取、环境污染空间使用等方面，依然处于整体性优势地位。依此，它们完全可以在维持其优越的物质生产生活水平的同时，享受到较高的自然生态环境质量。同样重要的是，他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中的精英阶层，也都无意识地把这种“帝国式生活方式”本身视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而被遮蔽或严重忽视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这种生产方式、发展方式和规制方式的有限绿化，几乎必然是排斥性的———不仅不可能阻止或消除环境破坏，而且意味着剥夺与统治结构(关系)的再生产，这同样包括在国际与全球层面上的实践表达方式。【28】
应该说，乌尔里希·布兰德所指称的“帝国式生活方式”，最接近于笔者对“生态帝国主义”概念的理解与界定。这里，“帝国式生活方式”是指，在当前国际“碳政治”以及环境治理与合作政治中，看似纷杂异常的话语表达、参与主体和行动风格背后，呈现出特定构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分配和消费样态，以及更基础性的关于“好生活”的话语和态度取向。它不仅主宰着欧美发达国家，而且愈加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国家产生现实影响。这里的“帝国式”具有双重意涵：它本身是极端奢靡性的，意味着对于自然生态或整个地球无情与无度的肆意攫取与掠夺;同时，它又是严重等级化或排斥性的，少数国家和群体的甚至日常生活维持(比如咖啡饮料或香蕉果品)，都需要高度依赖其他地方的环境、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然而这种依赖性即使作为普通生活水准或方式，也未必能够普及到那些直接生产者和服务提供者的生活支持系统之中。这是因为，现实中支撑这种“帝国式生活方式”的核心要素，绝非仅仅是绿色观念和个体生活风格的主观选择，更决定于各种形式的坚硬的物质性力量：既非自由也不公正的世界市场、各国间悬殊的军事实力和内嵌于国际制度中的非对称力量关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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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到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其共同之处在于，都坚持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逻辑或本质及其阶段性发展，探寻现代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的成因与内在理路。作为庞大理论群的绿色左翼思想谱系的基本立场集中体现为：无论是针对当初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赤裸裸的军国主义武力征服，还是针对后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国家)较为“温和”与隐蔽的经济秩序、规则与路径的硬性限制，以及如今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低碳化”国家)更为隐蔽、甚至颇具欺骗性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的诱逼压力，其实质都是致力于维持一种等级化或排斥性的国际关系或架构，就其产品市场拓展与资源掠夺的目标来说，这些具体形态的新旧帝国主义无疑都归之于“生态帝国主义”的历史形态。当然，从动态角度看，当代绿色左翼思想理论从不同侧面渐趋清晰地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生态日益成为帝国主义霸权目标与战略的关键性元素———的同时，也逐渐走向一种更为具体或“折衷的”左翼批判立场：至少就乌尔里希·布兰德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而言，前者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比后者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愈益偏离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明确拒绝和社会主义替代主张。事实上，布兰德本人已不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或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而更强调超越马克思主义或生态马克思主义。【29】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当代绿色左翼视角对资本主义及其扩展的“生态帝国主义”逻辑或本质的揭示与批评，无疑有助于深化对当前国际“碳政治”以及环境治理与合作结构和机制的理解，但由于逐渐弱化对资本主义所有权和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原罪”的关注，而转向越来越强调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资本、国家、文化因素的自主性作用，从而对于资本主义进行实质性变革路径和逻辑缺乏扎实有效的理论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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