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后气候问题重回全球政治议程高峰，中国表现令人期待

尽管两周前的巴黎恐怖袭击让气候大会蒙上一层阴影，但经过6年的准备，气候谈判从谷底走出来，中国的低碳发展和能源转型之路也愈加明朗， 中国有理由在此次会议上扮演更加积极的塑造者和引领者的角色。

喧闹了一整年的巴黎气候大餐准备就绪，政府、企业、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媒体等各路人马已经开始从世界各地齐聚法国。11月30日至12月1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将于巴黎举行。巴黎气候大会计划达成一项新的全球气候协议，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排。各方代表团人数总计将达1万人，同时，全球近2000个非政府非官方组织和机构也将参加，人数将达1.4万人。自哥本哈根以来，气候谈判经历了数年的低谷，在6年后的巴黎将重回全球政治议程高峰，巴黎大会承载着成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又一个里程碑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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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向已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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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六年前的哥本哈根，由于各国立场之间的差距巨大无法弥合，产生全球气候协议的努力宣告失败，而公约谈判机制本身也陷入了低谷，人们一时间对联合国气候进程失去了信心。此后的谈判几乎就变成了“自上而下强制分配”和“自下而上自愿行动”的路线斗争。自上而下的方式从科学的建议出发，为了控制升温在2度以内，计算出剩下的排放空间，然后根据各国不同的责任和能力对排放空间进行分配。其挑战是各国因国家主权和利益驱动希望少受到外部的约束，而且没有各国都认可的公平的分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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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方式则逐渐占据上风：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与能力提出自主承诺，在行动过程中，通过定期评估气候行动的进展与气候科学对于实现2度目标所要求的力度的差距，不断调整自己的行动力度。但是这种方式并不能保障能实现一个气候安全的未来。自上而下的方法需要主要国家以强烈的政治意愿来推动才能行得通——在上世纪末，欧盟还勉强可以扮演这个角色，但是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间，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老牌的发达国家都陷入在本国经济问题的泥沼中，发达国家几乎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集体撤退，而一批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何重新界定它们的责任和能力，成为气候谈判的另一个关键点。 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tan pai fang . com

在2011年的德班缔约方会议中，大会决定在保持双轨的情况下，加设“德班加强行动平台”（ADP），目标是争取在2015年完成2020年以后国际气候制度的谈判。同时，大会在形式上确立了2013年开始执行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但是实际上发达国家的气候承诺并没有在2009年的基础上有显著提升，而且针对遵约机制（也就是不履约的后果）的谈判也没有显著进展，所以这个表面上的第二承诺期实际上已经进入了“自下而上自愿行动”的模式。自2012年的多哈大会关闭了“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的谈判，启动了德班平台的谈判开始，2013年的华沙大会和去年底的利马大会，进一步见证了气候谈判的这一走向，谈判阵营的分化瓦解，以及谈判时间的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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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之间的防火墙越来越模糊。哥本哈根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监测报告核查(MRV)以及减排行动上承担的内容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可以说，美国仍旧是气候机制最主要的塑造者，而美国一直以来的目标就是要推倒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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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在196个缔约方中，155个国家以及欧盟（28个国家）作为公约缔约方，即183个国家提交了其国家自主贡献预案(INDC），提出了2020年后各自的气候行动目标，这些国家的碳排放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90%以上。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加拿大等主要气候资金的供应国也在会前发布了其气候资金的承诺数字。可以说，巴黎气候大会的很多实质内容，比如减排和资金的具体内容，都已经落地或明确。因此，对于巴黎大会来说，像哥本哈根大会那样承载着巨大期待而最后近乎崩盘的可能性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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