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APEC即将召开，中美在军事发展、网络攻击、南海问题、公海问题等方面，实际上不可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大的进展。在这些问题上，两国政府能够期待的，也只不过是使得关系不要恶化，同时继续改善在香港问题上尖锐对立的气氛。
因此，如果在战略问题上严重对立，那么中美在金融方面和某些国际安全问题上的合作，还有在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就起到一种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补偿作用。
所以我想，习奥会谈最终可能取得的成果，将在于中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促进双向投资协定的具体拟订和初始贯彻等方面。我估计两国元首也都有这样的意愿。
中外对话：你认为奥巴马对“气候变化”议题的推动效果如何？中国政府呢？
时殷弘：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政府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明显增长。但另一方面，奥巴马是弱势总统，所以在推动美国应对气候变化贡献方面，他个人、他的政府，太大的动作也做不了。
因为在美国国内，他的掣肘很多。美国国会跟中国的一些利益集团一样，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对美国经济的考虑比较多，比较保守。现在美国行政当局推动气候变化的政治能量比过去弱。
这跟中国情况不同。尽管中国有各种利益集团，有些省份对转变发展模式重视不够，但中国政府、中国最高领导对应对中国国内生态恶化问题的重视程度非常高，对中国做一个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在全球公共问题上作出更大贡献，也有非常明确的意识。所以中国的情况比较好。
当然，中国仍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承担的义务是中国志愿。同时，具体怎么做，中国政府坚持独立自主决定。当然，与过去相比，中国在做决定前，明显加强了跟世界有关各国的磋商。
中外对话：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的互动方面有什么分歧？
时殷弘：美国当然是要压中国，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但情况比过去要好得多。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科学技术和知识问题。无论如何，减排、高效清洁利用煤炭、发展核能和风力发电、
绿色经济……在所有这些领域，美国技术、经验比较先进。这些年来，中国从美国输入了很多这样的技术。
另一方面，中国本身绿色产业在发展，也开始有一些先进技术和经验。伴随中国更多的对美直接投资，中国对于美国应对自身气候变化问题、以及在全球治理方面，会做出一定贡献。
美国技术比较发达，目前，在知识、技术、经验、装备方面，中国还是更多地从美国输入。当然，中国现在进行国内环境整治，应对气候变化，自主的经验、技术、装备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中外对话：奥巴马卸任后，美国政府对气候变化的态度会否变化？
时殷弘：如果是民主党新总统上台，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态度恐怕不会改变。如果共和党上台，尽管有可能更多地顾虑美国经济内部的问题，但是美国作为全球排放量第二大国，要对治理全球气候变化做出较多的作用和贡献。恐怕共和党也不会有非常大的改变。
中外对话：现在气候变化问题在全球治理格局中是什么位置？
时殷弘：我觉得已经占了相当高的位置。特别是奥巴马政府几个月前曾经发表过一个非常成熟的报告，证明美国总统对气候变化的严重性有新的认识，总的来说有积极影响。
气候变化是一个真问题，不是假问题。全球都有意识要早点应对，早点减排。这对各国生态和经济健康集约发展，对人类提早应对可能更多的气候灾难，都有帮助。所以无论跟《京都议定书》时比，还是跟前几年相比，它在全球治理中占的议程，占的位置，还在继续提高。
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些问题上的矛盾，和过去相比，减缓了一些。所以这些问题产生的合作、协调、分歧、斗争，积极方面有所增长。总的来看，国际社会应对这些问题，还是有进展。
中外对话：“气候变化”的议题由欧盟提出，欧盟现状对这一议题有什么影响？
时殷弘：欧盟在这个议题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某种程度上，二十多年，欧盟和全球一些非政府组织，尤其是西方一些非政府组织，把这些问题推到了全球政治议题非常重要的位置，造成了很大影响。客观说，欧盟对中美两国更重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是有贡献的。
因为全球气候变化，因为中美两国是二氧化碳最大排放国，两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总的来说采取了更加积极的、至关重要的态势，两国已经互相协作，跟过去相比，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上起的作用更重要了。
当然，应对气候变化牵涉到国内社会、经济，是复杂的问题，中美两国大概有一种共同利益——都不愿意欧盟在他们背后敦促得太厉害。总的来说，这个矛盾目前并不是很大。欧盟也逐渐积累了经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无论对美国还是对中国的压力，跟三年、五年前相比，明显小得多。
总的来看，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主要三方的合作状况比三年前、五年前明显好一些，甚至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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