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艾瑞克·海茨（Eric Heitz）：中国领导人应相信低碳发展之路

　　国际能源机构数据显示，碳排放全球排名前5位的国家为中国、美国、印度、俄罗斯和日本。

 

　　2014年9月23日，联合国气候峰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会议并讲话，称中国将以更大力度和更好效果应对气候变化，主动承担与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美国总统奥巴马亦在峰会中呼吁中美合作，称中美两国做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和排放国，负有特殊责任。

 

　　作为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艾瑞克·海茨（Eric Heitz）在中国推广清洁能源政策已届15年。近日，他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中国的15年间，他见证了中国可再生能源市场的从无到有，也见证了中国政府对待环境污染、清洁能源等方面议题的态度转变。

 

　　财新记者：能源基金会在中国开展工作的15年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艾瑞克·海茨：最大的障碍是如何理解中国特别复杂的政策机制。我们有非常专业的员工与国内的专家合作，非常谦虚的从头做起，奠定能源基金会的信誉度。对于很多的西方人士来说，最为困难的就是很难去理解中国复杂的机制和政策环境，所以这是我们面临最大的挑战。

 

　　比如中国工业能效的政策设定，涉及到两三个不同的部委，每个部委各有职责，又有不同的相关方和行动方。因此为了能够给他们提供服务，带来国际经验，或者开展试点的项目，我们需要理解他们，理解每一个部委，这样才能用我们微薄的资金去起到真正的作用。

 

　　我们的资金资源非常有限，但是我们能够带来国际专家和西方知识。因此了解中国的机制体系是最重要的，之后我们才能知道怎么去支持他们。

 

　　例如，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这是已经在中国开展的能效项目，也是全球知名的能效提供项目。这个项目起源于在山东钢铁厂的试点，我们将国际欧盟的经验，即行业和政府签署节能协议的经验，带到山东的钢铁厂。最后通过试点，也被中国政府应用到了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中来。

 

　　在中国，你想要去影响政策的话，需要到地方做试点，让中央政府看到效果。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带来了国际的最佳实践，给中方的合作伙伴提供支持。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先理解中国的政策体系。

 

　　另一个例子就是燃料的经济性政策，中国吸收了世界一流的专长和知识。在全球谈到燃料燃油性的经济标准，主要有欧盟、美国、日本三大体系。2001年中国制订燃油经济政策时，最后采用了欧盟加美国的混合方式来制订自己的燃油经济性的政策。那个时候我们也是花了很少的一些钱，请到了一些专家，让中国政府去了解这三种不同的做法。当然这些工作都是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之下，但我们带来了一些国际的经验和知识。

 

　　财新记者：对很多的外国基金会和NGO在中国最大的障碍就是本土化以及跟政府的沟通，能源基金会是如何应对这些困难？尤其在早期发展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