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真正破解垃圾焚烧厂“反建”需要顶层设计

 

　　不能把问题都推给专家

　　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与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如何博弈需要政府统筹顶层设计

 

　　“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的居民中，真正害怕垃圾焚烧、害怕二恶英的只占很小一部分。”聂永丰称。

　　专家们一致认为反建和反焚烧是不同的概念。“反建是一个社会问题，反焚烧则是一个技术问题。现在国内垃圾处理出现这么多问题，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管理水平。我们现在把责任推到垃圾焚烧，把解决问题的任务推给专家，这是不合适的，更多的应该是地方政府的问题。”骆建华说。

　　民众对垃圾焚烧厂建设的抗议，大多是抗议建在“我家门口”，这也是“邻避效应”的实质。“任何人都不想在自己家对面看到垃圾焚烧厂。建设焚烧厂，受益的是大众，影响的是小众，这就演变成利益博弈的问题了。”刘阳生坦言。

　　刘阳生认为在博弈过程中要体现一个科学规划的问题，选址的问题，还有公平公正的问题，总之就是一个利益回馈问题。“焚烧厂应该是有利于地区发展的一个项目，需要当地公众参与，也需要投资者改变理念，更需要政府部门就管理方面进行交流沟通。”

　　此外，聂永丰还认为，焚烧设施的建设问题还涉及到人们心理承受问题。“人们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心理承受能力和个人财产价值的升值贬值是连在一起的，特别是在目前个人财产的很大一部分是在房子上。如何增加该地区居民的信心，这就不是从事焚烧、从事环境管理的人所能解决的。需要政府和各部门的统筹兼顾，从规划、建设、生态补偿等机制上来解决。”他强调，这方面的问题如何推进需要更多地探讨。

 

　　哪些企业更需要监管？

　　很多小型焚烧炉焚烧一吨垃圾排放的二恶英可能超出大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1400多倍

 

　　“公众对垃圾焚烧的不良印象主要来源于一些反映小型焚烧炉情况的数据。”郑明辉说。他表示，这类焚烧炉主要的获利在于垃圾进量，这也使得其目的只是用尽量少的燃料把垃圾一烧了之。由于燃烧不充分以及其他一些因素，此类焚烧炉二恶英的排放量往往很高。

　　“从国外数据来看，很多小型焚烧炉焚烧一吨垃圾排放的二恶英可能超出大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1400多倍。”郑明辉说。

　　对此，聂永丰指出，如果一个垃圾处理厂的经济利益和环境效益有机结合得好，就不用担心它违规，它肯定会做的很好。如果不一致了，那就要考虑对其进行监管。

　　在专家看来，垃圾焚烧发电厂上网电费的收费是比较大的盈利点，大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盈利与二恶英控制存在一致性。

　　发电是大部分垃圾焚烧厂的创收点，而发电和去除二恶英都需要稳定的高温，二者是统一的，不矛盾。“需要加强监管的是，垃圾焚烧厂有没有加活性炭，加得够不够、好不好，石灰加够没有，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关心的焦点。因为这些对企业来说是另有成本的。”聂永丰说。他强调，对整个焚烧厂的控制，第一个就是要保证发电的稳定性，第二个就是控制污染物的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