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给人类带来的压力和挑战日益增大，环境治理的代价也越来越高。格林斯通等人的研究发现，美国有关空气质量的政策导致制造业每年大约多支出210亿美元，约占行业利润总额的8%。目前全球经济低迷，环境政策的制定者面临着比以往更为复杂的两难选择：一是不采取或少采取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的政策措施，这样有助于现在经济的恢复，但未来将付出很大代价；二是采取相关政策措施，有助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但是现在要付出很大代价，不利于经济的复苏。过去，对环境政策的研究一般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诸如某一类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环境政策的最优设计。但是，这些设计却无法破解涉及整个经济状况的两难选择问题。
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将宏观经济学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和环境政策问题相结合，在解决两难选择问题上取得了很多富有新意的重要成果。 本%文$内-容-来-自；中_国_碳|排 放_交-易^网^t an pa i fang . c om
解析模型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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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舍尔、斯普林博、赫特以及安格罗普罗斯等人都在其研究中将污染这一变量加入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并假设模型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DSGE）。在这一模型中，一个代表性的消费者通过消费、休闲和投资的有效配置使其效用最大化。一个代表性的企业通过资本和劳动的有效组合获取利润最大化。经济的周期波动由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的变化这一外生变量所产生。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则影响要素的收益，进而影响价格的水平，从而促使消费者和企业对这些周期性的变化作出理性反应。 本*文@内-容-来-自；中_国_碳^排-放*交-易^网 t an pa i fa ng . c om
基于基本模型，研究人员从静态和动态角度比较分析了在经济因外来冲击而发生波动时环境政策的绩效水平。在静态稳定状态下，获得相同的污染排放量时，污染排放强度限制政策的政策成本最小，与其他两个政策（污染排放税和污染排放上限政策）相比，它能带来更高的劳动、资本投入和产出水平。另外，在经济向稳定状态转变时，因为资本存量减少、消费提高从而使得污染排放税、污染排放上限政策的成本更小。此外，污染排放上限政策使得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幅度最小，而污染排放税使得大多数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幅度更大。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tan pai fang . c o m
在动态环境政策方面，与其他两个政策（污染排放税和污染排放上限政策）相比，污染排放强度限制政策使得资本存量水平更高，即比不实行环境政策下的资本存量水平要高，因为这一政策允许在更高的产出上增加污染的排放，这对投资和资本的增加是一个激励。因此，相对于其他政策来讲，这一政策能更好地适应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变化。
通过以上观察，如果可以根据经济周期性波动实施最优环境政策的话，政策周期应该是顺周期的（以污染排放税为例，税率在经济扩张时提高）还是反周期的（税率在经济扩张时降低）？实验结果发现，最优污染排放税和污染排放上限政策都是顺周期的。污染排放上限政策允许污染排放在经济扩张时增加，但是在程度上要小于没有污染排放上限政策时的污染排放量，这只是减缓了污染排放的增加程度，而不是让污染排放量绝对减少，污染排放税的作用也是如此。 夲呅內傛莱源亍：ф啯碳*排*放^鲛*易-網 τā ńｐāīｆāńɡ.ｃ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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