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摆脱“碳锁定效应”

第二种碳锁定效应源自支撑和强化高碳体系的各种规则，其中包括规制(立法、市场规则)，认知(习惯和惯例)以及规范(理想和价值观)。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 ta np ai fan g.com

在中国，这里面还包括与高能耗单位签订的合同。例如，与大型工业企业签订的合同，以及他们与供应商和员工签订的法律协议等。另外，还包括市场化因素，如化石燃料补贴等，虽然这些补贴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低碳技术成本过高也是一个重要的市场壁垒。工业和建筑行业的私营企业倾向于选择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而绿色发展往往不在其选择范围之内。例如，安装环保设备或者采用工业回收技术的成本对于小型工厂来说通常很高。同样，绿色建筑和生态城市建设在众人眼中也往往代表着高成本，而并非常规的建筑标准。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tan pai fang. com

与这一问题相关的是，包括规划方、工程技术方、设计方以往经验在内的各种习惯也会给低碳发展带来障碍。他们在节能建筑施工等低碳技术应用领域缺少经验阻碍了低碳实践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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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和价值观造成的碳锁定效应源自中国过于看重经济增长。这些增长目标与最后一种锁定效应密切相关，涉及企业的利益。研究表明，工业单位和能源企业等实力雄厚的企业，他们的既得利益往往会成为低碳发展的障碍。这类组织在中国的影响力虽然在人们看来相当可观，但是，由于决策过程不透明，仍然无法对其进行估量。从国家石油企业(NOC)和地方产业能够成功地影响石油(以保护生产方)、电力(以保护最终用户)的价格就可见一斑。而这一影响也使化石燃料的生产和消费有了持续下去的支撑点。

另外，主要决策者一般会将经济发展作为他们的首要发展任务，从而为高碳经济发展提供了立足点。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中国地方领导干部的业绩考核机制主要以经济增长作为奖励标准。虽然能效已经成为一项“硬性”业绩考核目标，但是，地方干部仍然将增长置于环境绩效之上。其次，中国的金融体制限制了地方政府的收入，从而促使地方领导愿意支持那些能够扩大税收、创造预算外收入的经济活动。这些首要因素导致那些创收快、排放高的活动受到鼓励，如产业扩张、土地开发建设等。

社会技术变革领域的研究认为，假以时日，随着变革压力的增大，多个社会部门就会开始做出响应。到那个时候，碳锁定效应是可以打破的。而在中国，变革的压力源自价格上涨、物流问题、环境破坏、公众日益增强的反对之声等与化石燃料使用相关的问题。应对这些压力的方法包括颁布政策鼓励使用替代能源、经济结构调整向低排放领域倾斜以及推广低碳技术等。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tan pai fang . c o m

这些动态的发展趋势或许就是我们实现低碳未来与经济发展并举的希望。当前的优先发展目标和规划实践决定着未来锁定的碳排放，因此，需要从今天开始对其进行改革，才不会被关在低碳发展机遇的大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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