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7座桥不收费，只有我一座桥收费，这就是在我身上捅了七刀，不会立刻死，但慢慢放血而死。”陈庆元仍是笑着说。由于刺桐大桥运营的头几年盈利能力超过政府预期，此后泉州市让刺桐大桥PPP项目公司耗费1.2亿元修了两条与项目并无关系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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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是最最重要的。”在长达20年不断的扯皮中，陈庆元描述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放弃剩余的运营期，要回1.2亿元与PPP项目无关的修路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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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庆元说，在他建刺桐大桥之后，泉州的民营企业家再也不做基础设施建设。“民间资金很多，为什么民营企业没有积极性？”
“没有全套的契约关系”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 t a np ai fan g.com
对于这样一个20年前首吃螃蟹的案例，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大岳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永祥表示，刺桐大桥20年的风雨历程是财政部推动PPP工作和国家发改委推动特许经营立法的一面镜子，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借鉴。
“难得的是没有发生一起违约。”金永祥说。
在地方建设中，政府违约拖欠款项时有发生，刺桐大桥的“无违约”却并非完全得益于制度保护，而更多依赖于企业家与政府高级官员的良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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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先天不足留下很多问题，双方在20年时间里总在扯皮，造成很大内耗，降低了项目效率。金永祥认为，高回报是问题的根源。“假如项目实际回报水平差，可能后来很多故事就不会发生，政府救项目公司的可能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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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PPP项目要有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就刺桐大桥而言，投资人把交通流量风险担下来期待换取高回报是一种侥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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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认为，这一项目在双方都欠缺经验，居然是靠一个简单的红头文件解决了一开始非常重要的契约形式问题。“没有全套的契约设计，以后所有的不确定性就在此，实际上本来PPP是合作伙伴的关系，但却变成了一个高低不对等的博弈。”
“政府不诚信”是陈庆元介绍博弈经验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他认为，未来需要出台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文本。
中国财政学会PPP专委会秘书长、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孙洁也指出：“合同是至关重要的东西，是解决项目问题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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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刺桐大桥的案例，孙洁说，假设当年把“前后2公里不许建大桥”写进合同，就可以成为之前解决问题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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