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披露”推动企业承担减污降碳主体责任，遏制气候“漂绿”

 

IPE是一家在北京注册的公益环境研究机构，致力于收集、整理和分析政府和企业公开的环境信息，整合环境数据服务于绿色采购、绿色金融和政府环境决策。2018年起，IPE开始与多方一起推动企业碳信息的公开披露，将全价值链的减排以及综合进展置于社会监督之下。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公众监督，通过更多实质性的气候披露，推动企业承担减污降碳主体责任，遏制气候‘漂绿’（Greenwashing，一种企业虚报环境责任的粉饰手段）。”马军说。

耐克是最早把供应链的工厂向公众公开的品牌之一，因此很早就体会到了信息公开对于供应链环境绩效提升的作用。“在参加绿色供应链项目后，我们供应链每年的不合规记录逐年大幅降低，到现在（违规记录）已经是个位数，而且不合规的方面都100%得到了改正，这充分说明了信息公开的巨大推动作用，其中关键就是信息透明。”邱丰梅说。

十多年过去，邱丰梅说她和团队很荣幸能够跟中国的环境组织合作，推动绿色供应链建设，供应商的信息披露延伸到了供应链上游，不仅包含法律规定的环境信息，也包括节能减排等超越合规的气候行动指标。

此外，鉴于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耐克制定了科学碳目标（SBT），即到2030年将范围3排放量减少30%，并由此推出了供应商气候行动计划（SCAP），鼓励供应商制定全公司层面的长期气候缓解计划来战略性地应对气候变化。

“信息公开极大地提升了供应链的管理效率，很多企业和品牌都在用大数据的形式对供应商进行动态评估。在信息公开的助力下，形成了一种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多元共治的良性互动局面。”马军说。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社会学研究室主任阳平坚指出，在双碳时代，所有的企业不管是大企业、小企业，不管是国际品牌，还是给国际品牌做支撑的供应商，都要把承担环境责任、气候责任作为自己的主体责任，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政府要我做，推着我做，而是要把它当作一个提升竞争力，能够在未来绿色低碳转型竞争中取得优势的主要方向。

绿色供应链有可能成为未来工业领域协同降碳减污的抓手，因为气候韧性不仅事关环境保护，也事关企业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

何志章对此颇有感触。他在戴尔科技集团任社会环境责任总监，2014年刚入职做供应链环境信息公开这项工作的时候，集团没有几个人了解这件事。

“2015年，我们在上海的采购中心对集团所有的副总裁及以上的领导上课，让他们知道供应链环境信息公开这件事情。”何志章说，“过去十年是中国环境治理重要的十年，当时我们有部分供应商因为环保问题被关停了，我们没有产品，所以推动供应链环境信息公开实际上可以降低供应链因为环保问题断供的风险。”

2022年2月8日起施行的《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企业在绿色、环境和碳数据披露方面的进展。如今，环境信息公开的要求已经成为许多品牌供应链采购流程中的一部分。“所有新的供应商进来必须先进行筛选，有环境违规的问题，把它解决掉才可以进来。”何志章说。

过去十年间，中外品牌合力推动了超过25000在华的供应商公开披露和改善环境表现。随着《巴黎协定》的签署，双碳目标的制定，环境信息公开逐渐从污染防治扩展到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气候行动日益成为企业关注的重点。

对此，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说，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很多与双碳目标、能源双控、碳双控等有关的政策和战略要通过产业链的管理来实现。品牌在采购时对供货商提出要求，设置了“门槛”，作为产业链的下游必须得遵循这样的标准和方向。另外从全球产业链管理的角度看，欧盟推出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如果我们不遵守这些标准，产品就难以进入他们的市场，成本也上来了。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必须要对产业链做这种与时俱进的观察、思考和管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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