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高昂、盈利不明的CCUS，何以成为能源企业“座上宾”

 

根据《巴黎协定》，到2030年全球每年需要捕获12亿吨二氧化碳，而当前所有在运营的碳捕集项目每年的捕集规模总和才5000万吨，两者之间相去甚远。不过，这已经引起了企业的重视和行动，其中转型压力陡增的能源巨头们表现最为积极。这既有欧盟等地越发严格的碳排放管理使得传统油气业务承压的无奈，也有能源巨头们面向未来新兴产业率先布局的雄心。

 

其中，频繁被提起的标志性项目是挪威“北极光”项目。它由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壳牌和道达尔能源共同出资6.8亿美元，是欧盟首个开放式的、灵活的基础设施来封存工业排放二氧化碳的CCS项目。项目一期预计于2024年年中完成，每年最多可封存150万吨二氧化碳。而从全球范围来看，类似规模的项目仍属“稀缺”。

 

道达尔能源首席技术官司明漾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二氧化碳的捕集是CCUS技术链的第一步，也是最复杂、成本最高的一步，高昂的捕集成本是阻碍CCUS应用范围不断扩容的最大痛点。

 

“目前每吨碳的捕获成本约100美元，我们的目标是让这个数字减半，降至50美元。一旦进行了有效的碳捕获，可以有效推动之后的利用和封存。利用方面，碳在可持续的航空燃料等领域都可以进行高价值应用。封存方面，挪威‘北极光’项目的落地已经证明了碳封存的可行性，接下来的工作是不断降低成本。”司明漾称。

 

在中国，近一年这项业务明显加快了脚步。两个直观的表现是，多个国内百万吨级示范项目建成，以及碳捕集技术规模中试的落地。

 

去年9月，全球规模最大的3兆瓦化学链燃烧（CLC）中试装置在四川德阳落成。该项目依托中欧污染物减排技术研究项目（CHEERS），道达尔能源、东方锅炉、清华大学、法国国家石油与新能源研究院等多方在中国科技部与欧盟地平线的共同资助下，验证和展示将来有望在炼油行业和电力工业领域得到大规模应用的化学链燃烧技术的半工业规模中试。

 

司明漾告诉记者，该装置在生产蒸汽的同时，可捕获高纯度二氧化碳，并大力降低碳捕集的能耗与成本，成熟后可广泛应用于化工、发电、供热等领域。“在该装置的基础上，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开展50兆瓦化学链燃烧装置的试验。最终的商业化运营需要达到200兆瓦的规模，整个商业化要在2030年之前完成。”

 

道达尔能源亚洲副总裁徐忠华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科研的可行性、工程的可扩容，以及商业的可盈利，三者共同决定了CCUS的推广进程。这意味着，除了应对技术方面的挑战以外，企业还需要相应的政策环境和商业化场景的配合。

 

“从商业模式的角度来看，政策架构至关重要。在欧洲与美国有一系列可以支持碳捕集与封存项目的政策激励，在中国还很少。所以我们希望能有更好的政策环境、更透明的信息。比如，碳的地下封存项目所需要的相关地质数据，在中国是不那么容易获得的。”徐忠华说。

 

张贤告诉记者，影响国内CCUS的发展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CCUS技术缺乏一套成熟的法规标准体系去规范和引导，包括二氧化碳储存、运输、注入和封存技术标准、封存地长期安全监测责任分配等。其次，CCUS项目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地上和地下空间使用、环境影响评估、安全审查等多个方面，当前我国CCUS项目主管部门和审批流程并不明确，导致企业开展CCUS工程建设“摸着石头过河”，增加项目的时间和成本，降低了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再次，当前对于各类CCUS技术减排量的核算方法和验证机制等方法学研究尚不成熟，导致CCUS尚未被纳入碳市场。多重因素影响下，我国当前阶段的CCUS项目大多处于工业示范阶段，距离大规模商业应用仍有一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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