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骥：可再生能源投资——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加速引擎

当前我们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和经济稳定的发展中大国，在全球变局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拨开纷繁复杂的迷雾，中国当下的要务是稳住阵脚，保持战略定力，全力以赴聚精会神地抗疫情、稳增长、保民生。高质量的增长，将确保中国沿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前进。

 

稳增长要求高质量、高效率，不能饮鸩止渴。应避免陷入“当年GDP好看，来年产能过剩或过劣、资产沉没”的不良循环，这对我们的治理水平和发展理念是一种考验。应脱离依靠“两高项目”保GDP，趁本轮周期调整，切实开拓新的投资与消费方向，转变投资和消费的内涵，形成与短期、中长期发展方向相衔接的新发展动能。近年来，很多省市发展的实践表明，结构调整和动能转换之路大有希望。在中国人均GDP接近高收入经济体水平之时，加之中国的体制优势、市场体量优势、人民勤奋智慧优势、经济韧性优势和新能源资源禀赋优势，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我们应对中国的绿色低碳增长保持信心。

 

稳增长就要稳能源。经济活动要靠能源驱动，能源生产和消费本身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长久以来， 存在“经济增长需要支付得起的能源消费增长，能源增长需要排放增长”的思想，甚至认为能源廉价，能源安全和能源清洁的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这在中国低收入水平时期，以及前十余年全球与国内能源及制造业科技发展水平下，也许是存在的，但在当今和未来的发展阶段，这个“定论”终将被淘汰。我们正迎来一场深刻的、再次以能源科技革命为标志的产业革命，并伴随着一系列的科技革命，注定我们要以新发展理念去处理好经济增长、能源安全、环境改善和气候稳定不同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一个明确的结论是：这几者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协同的，但不会自动得到协同。我们面临着时代的选择——选择对了，通往可持续繁荣的道路将越走越宽；选择错了，则会延缓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降低中国在未来全球体系中的相对竞争力。

 

这个转折点来自非化石能源技术的革命性变革。过去十年，可再生能源的成本降低了约90%，发电效率大大提高，技术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些变革发生在能源和装备市场上，也体现在各类统计数字上。中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例从2016年的13%左右上升到2021年的15.9%；在电力生产结构中，2020年非化石能源达到30%左右。2021年风光装机增加了1.3亿千瓦。这些都表明中国非化石能源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技术和产业迭代的快行道，到2030年占一次能源的比例可望大大突破此前的预期。

 

在过去几年里，风光能源平均每年的投资约五、六千亿，在稳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背景下，风光领域的投资有保持和扩大的潜力。稳定安全的、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电力系统，要求在电源侧、输配电网侧和终端用户侧配置不同储能设备以稳定电力、电量，这些需要投资，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抽水蓄能储能，它有可能撬动中国大量既有的星罗棋布的水库基础设施资源优势，形成中国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的特色。

 

支撑必要的经济增长率，投资依然是不可或缺的驱动力，当下的问题在于投向哪里，回报几何。绿色低碳领域的投资，可望对维持短期增长率发挥显著的支撑作用。能源基金会的一项分析表明，“十四五”期间，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升级和绿色改造领域，绿色低碳城镇化和现代化城市建设领域、绿色低碳消费领域，以及可再生能源友好的能源和电力系统建设等领域，总投资潜力可达44.6万亿元，平均每年约为8.9万亿元，约占2021年社会总投资的16%，这将是一个可观的增长动能。能源基金会支持的另外一个分析表明，到2050年，面向碳中和的直接投资可达至少140万亿。如果考虑到关联的投资，实际投资潜力要远大于这个规模。这些都表明，碳中和相关的投资将在“十四五”期间与今后三、四十年为经济增长提供可观的投资推动力。这就将增长与碳中和转型有机地结合起来。

 

煤炭能源作为今天中国能源的压舱石，需要一个系统有序的安排。首先，短期内要加速去除数量不多但空气污染贡献率高的散煤使用，这主要涉及城市周边乡村居民的取暖和小企业用煤。要因地制宜，以天然气、浅层地热、生物质能和非化石能源替代散煤。其次，在黑色冶金、水泥建材、化工与石化等工业领域，通过数字化融合、工艺流程改造，以节能和提高能效，燃料替代和绿色赋能，下游产业原料消耗及需求的减量化，推进循环经济等系统性手段减少工业用煤量。对于占煤耗55%以上且占比还将上升的电煤，在保持现有存量煤电厂超低排放、进一步提高煤炭利用效率的前提下，要严控存量的扩张，严控新建、扩建煤炭采矿和燃煤发电设施。但与此同时要保证维持煤炭开采和燃煤发电的简单再生产，保证充足的流动资金。根据中国煤电装机机组平均机龄只有大约13年的特点，可以制定机组年龄30年左右的淘汰目标，保证煤电项目投资回收周期的技术和经济优化。换言之，中国煤电行业现有大部分机组在未来17-20年中将保持平稳运行，但发电小时数可望有序下降。同期非化石能源发电的技术将不断成熟可靠、成本下降，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末或四十年代初将最大限度实现大规模替代煤电。在此期间，部分现有煤电机组将进行灵活性改造和灾备部署，用以作为调峰电源来配合间歇式可再生能源电源的运行，成为新型电力系统的组成部分。为了保障这一结构转变，在近5-10年中也需要大量的转型投资。未来20多年里，中国电力系统将迎接非化石能源占比稳步上升、煤电占比相应下降的有序结构转换过程。此过程应在每个五年周期体现出显著的进展和变化。

 

总而言之，未来的碳中和进程中，要加快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占比，做到“先立”，而对于煤炭要稳住存量，功能转变，严控增量，做到“后破”。要尽早做到新增的能源或电力需求百分之百地由非化石能源的增长去满足，而且其增长还要大于新增能源或电力需求，以富余的非化石能源新增量替代煤炭存量。这样看来，加快非化石能源建设的步伐，建设非化石能源为主的源网荷储用系统，将是中国碳中和能源转型的根本出路。

 

在逐步实现电力系统深度脱碳化的同时，要同步推进提高终端用能部门的绿色电气化水平。工业、建筑和交通领域的电气化水平有可能不平衡，但都大有潜力。这对配网、终端用能装置充换电和放电提出了系统平衡的要求，也开辟了新的投资和消费领域。近两年电动车保持旺盛的销售走势，从投资和消费的双重角度为保增长做出了贡献。

 

在现实中要想实现上述投资潜力，需要打通政策堵点。一是要有更加明确的控减排目标，为投资者和技术研发者建立长期稳定的预期；二是要加速建立碳定价体系，使实际碳价显著高于边际减碳成本以形成减碳的盈利，为减碳的投资者和技术研发者提供足够的激励，引导足额的投资流入减排领域。如果碳定价体系发展比较缓慢，就需要考虑使用其他“价值转移”的方式，如给减碳投资者特许经营激励，足够的投资回报激励。这样，就能建立起把“绿水青山”变现为“金山银山”的机制。

 

随着绿电和电动车的大力发展，中国将显著减少作为耗油大户的交通行业的石油消费量，进而减少石油的进口依存度，这有利于缓解能源安全的压力。

 

总而言之，大力投资发展可再生能源等非化石能源，将同时对经济增长、能源安全、能源结构低碳转型、环境质量改善和气候稳定做出贡献，是一个一举多得的战略性措施，在“十四五”和未来多年中需要以更大的魄力和力度，持续推进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