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易碳家了解到,在碳减排的机制设计中,有一种思路采用“碳足迹的生命周期评估”方法——即针对具体的产品描述其从设计到原材料开采再到加工、运输和消费每一环节产生的碳排放量,再对碳的消费者如企业或个人计算其碳消费量。对碳足迹高于平均水平的消费,可以提高其消费价格,这部分增加的收入又可用于补偿碳足迹较低的消费者。 禸嫆@唻洎:狆國湠棑倣茭昜蛧 τāńpāīfāńɡ.cōm
如果把“碳足迹的生命周期评估”推广到“里约+20”的资源与环境主题上,就可以提出“资源足迹的生命周期评估”,即针对最终消费的产品,描述其从设计到原材料开采再到加工、运输和消费每一环节所消耗的资源量。这样就能把对于资源使用过程的各国分别描述推广成全球统一描述。发达国家的“多吃多占”就能够被合理表达,而不是分割在不同国家去核算。 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tan pai fang . com
还可以在“资源足迹”基础上进一步设计一种市场化机制,使资源的最终产品消费量超过一定限额的消费者支付一定的超额使用费,用于补偿“资源消费贫困者”。这是一种可以逐步促进资源消费公平的思路,并且对于各国财政负担的要求很低。尽管这只能作为一种补充思路,但可以避免强制性要求某一方单方面降低资源消耗量的硬性思维。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 t a npai fan g.com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CDM其实体现的都是“总量封顶,寻找公平”的精神。即在承认地球资源承载能力上限或碳排放总量上限的情况下,针对各国之间的不平等设计“损有余以补不足”的动态公平机制。至于机制的落实方式,是可以找出多种不同的路径的,比如援助性的资金转让机制或者市场化的碳交易机制等。然而现在“里约+20”的情况是:提出的目标远比哥本哈根的碳减排庞大复杂,行为准则方面却是“半拉子工程”——只有“总量封顶”,没有“寻找公平”。这样一个不包括动态公平机制的框架,不但发展中国家无法接受,甚至发达国家也是不会欣然采纳的——因为没有“寻找公平”就意味着它不是一套“活的”机制,而是僵硬的道德约束,逻辑上发达国家是应该率先垂范的。所以,发达国家领导人纷纷逃避“里约+20”,其国内面临财政悬崖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害怕沉重的道德负担。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_碳0排0放^交-易=网 ta n pa i fa ng . co m
建立在“资源足迹”基础上的市场化安排,可以减轻对发达国家政府的转移支付压力。发达国家面临的财政压力是公共债务压力,其政府在支出能力上面临国债规模的制约,所以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支付承诺上“压力山大”。市场化安排则可以把转移支付主体从发达国家的政府转为在消耗地球资源的企业和消费者,并且发达国家政府也不会有太好的理由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