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周伟林：“双碳”目标实现要“因城施策”

“中国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面对‘双碳’目标，各个城市所处地理环境不同，人口、产业和就业结构不同，碳减排的任务和途径也会不一样，需要‘因城施策’，找到适当的解决方案。”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周伟林日前在第二期“碳讲堂”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2020年，中国明确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被称作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中国将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这不仅要克服能源资源禀赋、低碳技术区域分布不平衡的矛盾，同时也要求区域协同低碳发展。

 

　　“在这样的目标下，每个城市面对‘双碳’要求的标准，应该是有区别的，而不是一刀切。”周伟林举例说明，“比如，南北方城市的情况就是不一样的，北方城市要面临供暖问题，这是比较大的碳排放的来源。”周伟林指出，对于一个城市来说，首先就是要从产业结构的角度上找到“碳排放”的重心，进行技术上的攻关，能效上的突破，当然各行各业包括老百姓生活都可纳入减排目标。对于不同的产业，应该设立不同的标准，要比较在国际国内同行业的碳排量做得如何。“有的产业就是碳排放量高，但是如果某个企业能够做到比同类型中的其他企业明显能效更佳就很好；而一些与绿色低碳相关的行业，本就可以接近零排放，这当然是需要鼓励发展的。”

 

　　还需要注意到城市发展的外部性，“城市之间可以采取一些生态补偿机制，以形成一种合作的、长远的互惠交易。”周伟林用新安江水源举例，新安江水源发源于安徽，新安江水库就是为人熟知的千岛湖，为了保持上游水源的优质，浙江每年为上游水源地提供补贴，“这样当地也会有积极性来保持良好生态，他们会有一整套机制来保证水源的质量。”

 

　　最后，还有全民意识的培养，周伟林指出，现在提到“双碳”目标，多以生产端为主，实际上，消费端同样重要，“而且往大了讲就是中国要采取什么样的一种城市化模式，有经济学家指出，未来中国和印度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路线，将决定人类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