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如何助力“双碳”目标？｜碳中和行动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李平2023-02-22 11:49

数字经济赋能“双碳”战略推进的挑战

1. 数字赋能零碳化的长期性与“双碳”目标艰巨性并存

在“双碳”战略推进中需要积极发展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反过来又会促进“双碳”目标实现，最终都有助于推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绿色发展，两者内在逻辑和目标一致，深度融合相得益彰。

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低碳化”“零碳化”是高质量绿色发展的重要目标，这同样被数字经济发展所追求，成为实现数字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衡量因素。然而，部分地方将数字经济当做推进“双碳”战略“免费”的灵丹妙药，在产业降碳中广泛贴上数字经济标签，尽管初衷较好，但并没有意识到数字经济本身也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

有的地方甚至将数字经济直接归为“低碳”甚至“零碳”一族，加速布局和发展“三新”经济，这种运动式的盲目扩张忽视了数字经济建立在电力资源消耗基础上，其实数字经济并不是零碳，甚至还是耗电大户。

例如，云计算、区块链、数据中心等运行要耗费各种资源，带来较多碳排放。据统计，目前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占全球总用电量的1%至2%，而2021年我国数据中心整体用电量达到2166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2.6%，显著高于全球数据中心耗电占比。

同时，数字产品和设备的生产也无法做到零碳化，比如台积电一年耗电量200亿度，超过深圳常住居民一年的用电量。这也能看出，对零碳概念理解的片面性容易将数字经济视作实现零碳目标的普适良药，在“双碳”监督考核内容上搞“一刀切”，容易引发低效投资、资源配置失衡，甚至可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波动的风险。

2. 数字创新活跃领域与碳减排关键领域匹配不够影响双碳进程

数字化转型与创新为“双碳”目标实现提供强大牵引力，通过引领“三新”经济，在降低碳排放的同时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双碳”行业转型和新产业兴起，客观上要求数字经济不断进行新技术的开发和迭代创新。

当前，我国数字化减碳应用场景在三次产业中的渗透水平和程度不一，其中在工业和农业上的渗透率要明显低于服务业，但是我国的碳排放主要集中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减排潜力也重点聚焦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

另外，受体制机制约束，部分科技企业数字化自主创新和基础创新动力不足，奉行“拿来主义”，在国际标准制定上也缺乏主导性，导致传统产业“双碳”转型对国外数字技术依赖性较强，如我国在能源互联网等数字减碳前沿领域，创新力度不够。

同时，应用场景的相对单一和数字技术的供给不匹配放慢了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脱碳零碳技术迭代步伐，使我国长期被锁定在价值链中低端的高碳环节，增大了数字化降碳的创新成本和压力。

3. 数字基建发展不均衡干扰降碳步调

数字基建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双碳”战略融合的“先行官”。当前国家逐步优化数字基建布局和全国算力，贵州、内蒙古、甘肃、宁夏等省份的数据中心已应用到“双碳”战略推进中。但整体上“双碳”数字基建发展还不协调匹配。

如在地域上，西部地区可再生能源富集、气候适宜，发展绿色数据中心潜力较大，但也存在带宽小、数据跨省传输费用高等短板，使其无法及时有效满足东部需求，而东部地区的数字基建带来了高增长的电力需求和高能耗指标的矛盾，大规模发展新基建势必对其他产业存在一定挤出效应。

在企业层面，头部科技企业更能充分利用数字基建布局抢占赛道、占领市场，而众多中小微企业数字革新压力大，在头部企业面前话语权较弱，可能成为碳转嫁的被动接收方，在生产运营过程中可能释放出更多二氧化碳，影响到降碳减排的总体进程。

4. 数字经济发展韧性不足影响为“双碳”稳定赋能

新发展格局下，“双碳”战略实施需数字经济有安全稳定持久的赋能能力，这需要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具备较强韧性。

当前我国广泛应用于“双碳”领域的数字化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还较高，关键技术领域面临“卡脖子”问题，深受逆全球化、西方国家极限打压影响，已部分传导至降碳减排领域。同时，我国信息安全防御能力不足、应急处置水平较弱，也困扰着数字经济与“双碳”战略深度融合。

此外，受制于各行业数据兼容性不够、存储规范性不强、标准化不一等影响，碳数据资源交互流动不畅，增大了碳排放中的数字核算和数字监管难度，既限制了数字经济的韧性，又放慢了数字赋能“双碳”战略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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