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能源危机下，碳中和的新规则，政治意图大于气候环保

文章来源:氢能碳中和程晓航2022-10-12 12:37

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石。这个英美主导建立的货币体系看似与中国关联不大，实则不然。

中国全程参与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立，提出了中国方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虽不能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运作，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中国的神经，尤其是美元几次重大变化都对中国金融外汇政策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疯狂肆虐的时候，44个国家的经济领导人于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开会，讨论战后的未来。会议的结果是建立了一个包含规则和制度的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后来的世界银行，以及连接全球市场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

在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背后，人们希望更强大的国际经济协调和合作，因为合作将使社会更加安全、更加一体化，在这样的社会中，自由和繁荣将起到防止另一场世界大战爆发的作用。

美国自二战后，靠着天启四骑士制霸全球，美国的美元石油、气候环保、世界警察、金融杠杆分别对应着瘟疫、战争、饥饿、死亡。

之前我在美元霸权下的伊拉克能源之战中道：美元是美国霸权的核心，当石油和美元直接挂钩后，美国就用印钞票的速度来夺取世界的财富，成为世界霸主。

1859年，第一口现代意义的油井——德雷克井，出现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石油工业就此开启，同时奠定了美利坚称霸电气时代的基础。

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这些先发国在世界舞台上，拥有了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并通过这些规则，削弱、限制后发国的发展，长期在国际关系中维持优势：

一战，协约国获胜，英、法、美挟势建立“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制定世界新秩序。战败国与广大被殖民的落后国家，受到极大的限制。

二战，轴心国战败，美、英、苏三巨头又建立了“雅塔尔体系”，随后全球进入美、苏两极争霸时期，世界被划分为两个阵营。

1974年，美国与沙特达成石油美元协议，将本国货币与世界交易量最大的商品挂钩，构成霸权的基石。

最让全球各国政府头痛的就是美国警察，自从有了长臂管辖这个概念后，美国警察随时搅动着他国的政治与民生。

半个多世纪前，美国为霸权主义，推动世界银行的成立，通过美式金融杠杆控制全球货币金融体系。

然而，在核威慑的今天，国与国之间已无法通过大规模热战，来重塑利益格局。所以，适用数千年，通过战争达到目的的方式，转移到了经济和商业层面上的竞争。

能源转型，碳中和，就是现代社会，维持国际代差格局的新规则。

美国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推动着美国的经济增长，并使其经济具有明显的优势：美国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储量加起来占全球能源储量的五分之一。

就在2000年代中期，“石油峰值”还是一个定论，大多数人认为美国很快就会耗尽石油和天然气。现在，多亏了美国首创的水力压裂技术，该技术使美国能够从以前不透水的地质环境中回收石油和天然气，美国生产的天然气超过了其消耗量。

自2018年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它也是煤炭的主要生产国，几十年来一直如此。

至关重要的是，尽管美国理论上的能源和食品独立并没有使经济免受能源和食品价格飙升的影响，但它确实提供了地缘政治安全和相对的成本优势。随着全球天然气价格的飙升，欧洲和亚洲的天然气价格几乎是美国的近5倍。

尽管美国在农业和能源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它在开发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很重要的新兴技术方面缺乏地质资源。二战期间，美国军事科学家开发了一种最广泛使用的稀土磁铁，并且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之间，世界上的大部分供应实际上是在加州生产的，而中国在过去30年里已经建立了对稀土磁铁行业的垄断。今天，美国只有一个稀土矿，并且没有加工能力。

同样，美国在电池和清洁能源供应链中使用的关键材料也严重依赖进口。美国进口所有的石墨和锰，大部分的钴和一半的国内使用的锂和镍。对于一些矿物的进口高度集中在一个国家，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物流问题可能会大大影响整个行业。

而现代新型能源体系中，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光伏生产制造国；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

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预测，我国“十四五”期间，国内年均光伏新增装机量，将是2020年的1.5~2倍左右。而在全球范围内，彭博预测，到2050年，全球电力结构中，光伏和风能的占比将达到56%。

国际能源署IEA预测，2030年前后可再生能源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力来源，全球2015年至2040年间的电力投资中，将有近60%流入可再生能源领域。

我国光伏的主要环节在全球占比超过2/3，多晶硅、组件产量分别连续11年、15年位居全球首位。我国光伏装机量从2012年底的6.5吉瓦迅猛增至2021年底的306吉瓦，连续7年位居全球首位。

截至2021年10月，中国光伏发电专利申请量占全球总申请量的75.88%，远超排在第二的美国（7.82%）。

2022年，全国光伏装机量已经连续14年位居全球第一。现在，中国光伏制造业在太阳能电池板的全部生产环节，从硅料、硅锭、晶圆到电池、组件，都占据全球至少90%的产能。

就光伏行业来说，就能看清整个中国的经济大环境，相比之下，中国的政策一直保持稳定，并支持投资于大宗商品供应链；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原材料消费国，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认为该行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与石油、天然气一样，钢铁、铜、镍和铝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控制这些商品价值链的能力是有限的，政府也表示加强控制是国家的首要任务。不再受少数大型外国商品供应商的摆布，其好处超过了本地生产商的高成本。

在传统能源向新型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关键电池材料的矿山供应集中度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澳大利亚50%、智利 20%和阿根廷 10%目前控制着锂矿生产，占全球锂矿供应的80%。除了锂之外，关键元素的矿山供应对中国具有高度的杠杆作用。刚果民主共和国 (DRC) 拥有超过60%的市场份额，主导着钴的生产，印度尼西亚将成为第二位。

然而，中国公司现在拥有刚果民主共和国17个钴矿中的15个，并控制着印度尼西亚97%的供应。

在镍矿方面，中国也保持着领先的地位，通过拥有印度尼西亚的业务，占全球镍矿供应的45%。

中国还主导着石墨供应链。目前全球70%的石墨供应来自中国，其次是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和巴西。

这不仅仅是采矿业。缺乏冶炼和精炼能力也阻碍了美国对矿产资源的依赖。中国无疑是一系列矿产精炼行业的领导者。

如今，中国控制着85%的稀土精炼业务。虽然澳大利亚是锂的第一大开采国，但澳大利亚将大部分锂出口到中国，而中国提炼的锂产量占世界锂产量的70%以上。几乎80%的钴矿离开刚果在中国进行精炼，接近70%的精炼镍产能由中国公司拥有。世界上几乎100％的石墨都在中国提炼。

中国是锂离子电池前驱体、正极和电池的主要生产国。控制供应链的中游业务已经帮助该国成为世界领先的电动汽车生产商。

再往上游来看，在中国缺乏国内地质资源的大宗商品领域里，我国一直试图通过合资企业或其他海外投资伙伴关系来购买生产流。这是中国庞大的“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主要方面，该倡议横跨从欧洲到亚洲的资源丰富国家，使其能够更好地从主要供应商那里获得能源、金属和农产品。中国在印尼镍生产方面的投资说明了这一合资战略。

在四年前的中美贸易战中，暴露了中国供应链的一些脆弱性，特别是在能源方面。进口量占中国国内石油需求的90%以上，占中国天然气需求的40%。

因此，中国己加快计划，通过可再生的替代能源来确保其能源需求，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清洁能源材料和建筑材料的投资者。

今年下半年以来，全球能源危机愈演愈烈，欧洲、美国、亚洲遭遇能源供需矛盾的冲击，天然气、原油、动力煤价格均大幅上涨。

被视为欧洲天然气价格风向标的荷兰TTF天然气期货价格已较去年同期大涨8倍，13日，TTF基准荷兰天然气期货欧市尾盘涨7.59%，报94.250欧元/兆瓦时；ICE英国天然气期货收涨逾8.59%，报235.75便士/千卡。国际原油价格也一路高歌猛进，突破80美元大关，一度冲上82美元，创下7年来的高点。

据路透社报道，由于能源价格飙升，今年冬天美国居民的取暖费将大幅上涨。数据显示，近一半的美国家庭依赖天然气取暖，预计今年10月到明年3月，这些家庭的平均能源成本将比去年同期上涨30% ，达到约746美元。而在去年冬天，这一数字为573美元。另外约40%的依靠电力取暖的美国家庭，预计取暖费将达到1268美元，比去年冬天增加了6%。

受全球疫情冲击，全球能源产量下降，同时国际供应链效率下降，大量集装箱与货轮囤积，海运成本上升，全球能源供给受到约束。

需求端，全球经济正在结构性复苏，需求也是结构性扩张，能源需求旺盛。另外，能源供给弹性偏弱，价格上涨难以在短期内刺激能源供给扩张。所以，大疫复苏之下的能源供需失衡抬高了能源价格，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能源危机。

不过，我们不能将这场全球性能源危机的锅都甩给新冠疫情。其中，还有一个隐性的、深层次的原因：过去十多年，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干预政策才是问题所在。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民粹主义崛起，全球政治思潮集体左转，环保议题不再仅是关于科学真知或经济效率方面的讨论，而是变得政治化。气候议题成为欧美国家政党赢得选票的关键议题，甚至上升到政治正确层面。

英法美德每一轮大选，气候议题必然是左派政治党的“开胃菜”。在这股大潮下，各主要国家均公布了较为激进的减排目标，通过各种政策人为干预能源转型。具体目标和方向是打击化石能源，弃煤、弃油、弃核，限制天然气，发展光伏、风力等低碳能源、可再生能源。

2015年底，全球178个缔约方共同签署了《巴黎协定》。这个协定是对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作出的统一安排。2016年11月，欧洲议会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欧盟批准《巴黎协定》的决议。可以看出，欧洲政界对气候政治足够热情。

《巴黎协定》的目的是好的，为了共同维护全球气候环境。但是，在欧洲，气候议题沦为“政治正确”，各国政府“顺应民意”强力干预能源转型，德法弃油弃煤弃核，大搞可再生能源，导致欧洲能源命悬天然气。欧洲又是一个天然气贫乏的地区，天然气依赖于俄罗斯和挪威，其中从俄罗斯的进口天然气占到欧洲消费总量的一半。可以这么说，欧洲能源命悬俄罗斯。

新冠疫情全球化进一步推动全球政治思潮大幅度左转，民主党人拜登上台后，比之前的民主党总统更为激进，他正式上任第一天，就签署文件表示美国将重返《巴黎协定》。

此前，特朗普让美国退出了该协定。拜登重新恢复其“3550承诺”，即“到2035年，通过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实现无碳发电；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到了今年4月末，拜登公布了更激进的减排目标：到2030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将较2005年的水平减少50%-52%，美国经济到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

在美国，能源政治化关系到政治选票，还涉及大量的经济利益。共和党是化石能源与传统重工业、老牌金融势力的利益代表，民主党是新能源、新技术和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利益代表。

拜登的“绿色新政”可以给予新能源、新技术和华尔街金融势力万亿美元的财政支持。拜登原本计划向国会提交一项高达3.5万亿美元的社会支出法案。他试图将气候变化支出与医保、育儿、养老、扶贫、纾困等捆绑在一起，一次性在国会上通过。但是，这注定是一个艰难的政治博弈。

在欧洲，由地缘政治引发的能源危机愈演愈烈，暴涨的能源账单将很多家庭推至贫困的境地。英国能源监管机构Ofgem曾预测，从10月1日起，英国消费者的能源账单上限将上涨80%，这意味着数百万英国人今年冬天无力支付煤气费和电费。

能源贫困还将引发“人道主义危机”。专业机构预测，到2023年1月，英国将有32%的家庭会把收入的20%都用于支付能源，难以承担的生活成本将人民推入深渊，精神疾病患病率随之上升。

欧洲向我们展示了最严酷、最激烈的能源危机。事实上，能源危机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可以幸免于此。

我国以能源系统的可靠性闻名全球。但就在今年夏季，高温侵袭，叠加干旱少雨，水力发电骤减，川渝地区出现了电力供应持续异常紧张的情况，当地民众在煎熬中度过了酷夏。

一个确定的事实是，当前，我们面临的能源形势更加复杂。短期看，地缘政治引发的能源危机扰动全球；长远来看，气候变暖，极端天气频发，电力短缺的情况将更加普遍。同时，我们还面临着传统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型过程中的不稳定性。

本轮全球能源危机发展演变过程，可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21年冬季至今年2月中旬，多国疫情防控放松、经济反弹和极端天气引发能源需求大幅上升，而能源供给受制于前期投资下滑和可再生能源出力不足，能源供应出现短缺。

这一阶段危机集中爆发于2021年冬季，欧洲处于危机中心地带，欧洲天然气价格飙升对全球能源市场产生三大传递效应。

一是带动亚太地区液化天然气价格大幅上行。

二是迅速波及煤炭市场。在发电领域，煤炭是天然气的主要替代能源。

三是天然气和煤炭价格上涨推动原油价格小幅上升。

第二阶段是今年2月下旬俄乌冲突爆发至6月上旬，美西方对俄罗斯能源的全方位制裁导致非俄罗斯能源供应极度短缺，国际能源价格先全面急剧攀升后有所回落。

俄罗斯是能源超级大国，是全球第三大石油生产国和最大石油产品出口国、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和最大天然气出口国、第三大煤炭出口国。俄欧在能源领域相互高度依赖。《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2》数据显示，2021年，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原油和煤炭占欧洲进口份额分别达45%、27%和46%，而俄罗斯分别有74%的天然气、49%的石油和32%的煤炭出口流向欧洲。

美西方对俄罗斯全面制裁和西方企业抵制俄罗斯能源产品，导致俄罗斯油气出口严重受阻和产能大幅下降，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石油增产意愿不足，导致全球能源供应短缺矛盾急剧恶化，全球能源价格大幅上涨。

美西方的制裁致使全球能源商品分化为俄、非俄两种类型，俄罗斯能源供应大量过剩，而非俄能源供应严重短缺，以至于出现国际能源基准价格快速上涨和俄罗斯能源价格大打折扣并存的现象。

第三阶段是今年6月中旬至今，天然气成为俄罗斯与美西方能源对抗的中心领域，俄罗斯以切断对欧天然气供应为杀手锏，导致欧洲天然气市场深幅震荡，其天然气和电力价格屡创历史新高。

这一阶段危机的中心位于欧洲天然气市场，煤炭因在发电领域与天然气存在良好的替代性而出现价格高涨，原油价格因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和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而大幅回调。为削弱俄罗斯经济和军事实力，欧洲大幅削减自俄能源进口，如今年8月起禁止进口煤炭，年底禁止进口石油，年底将天然气进口量削减三分之二，并在2030年前停止进口天然气。

同时，美西方讨论对俄罗斯出口的石油、天然气实行限价，而俄罗斯利用天然气“武器”应对美西方的制裁，如对波兰和保加利亚断供、无限期停止对“北溪—1”天然气管道供气等，并表示将停止向支持限价的国家出售能源，这导致欧洲天然气供应短缺加剧，天然气和电力价格高位震荡。

欧洲的能源供应在今冬明春将面临严峻挑战，在冬季来临之前，若其天然气需求缩减幅度低于预期、天然气储备量偏低、重启煤电和核电力度不足，将可能经历更为严重的天然气和电力短缺危机。

不过，考虑到目前俄罗斯天然气占欧洲天然气消费份额已降至9%，俄罗斯反制措施对欧洲能源供应的边际影响将逐步下降。

从短期来看，预计未来数年，俄罗斯油气生产和出口受限将导致全球天然气供应持续处于短缺状态，加之碳达峰碳中和行动引发的化石能源投资意愿低迷，以及可再生能源比重上升，全球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将明显降低，甚至会频繁出现轻度供应短缺危机。

从长期来看，能源进入高成本时代。能源消费国更加注重安全而非单纯的效率，加大油气储备和本国油气生产，加快布局新型能源，推动对风能、光能、水能、核能等可再生能源建设，提高能源安全壁垒，是欧洲各国的主要考虑政策。在加上碳税等环境成本不断提升，发展新型能源，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必定结果。

全球向清洁能源的转变正在以慢跑的速度进行，而不是以所需要的冲刺速度进行，这一事实应该给我们所有人敲响警钟。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一直在谈论加快气候行动。随着联合国大会（UN General Assembly）和纽约气候周（New York Climate Week）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加速”一词在许多会议的议程上仍然很突出。

确实，能源转型正在面临强大的阻力。近期，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对全球市场和经济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随着国家财政受到影响，经济冲击会影响每个人，一些人对加快能源转型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

在这些新的质疑之外，事实是世界各国在脱碳方面的进展非常缓慢，远未达到必须实现的水平。世界上80%的能源消耗仍然来自化石燃料，而20%来自电力。甚至，60%的电力来自煤炭、天然气和石油发电。

国际能源署（IEA）预测，在2021年至2026年期间，全球可再生能源将比前五年增加60%。但国际能源署也指出，这一趋势无法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Net Zero）。

然而，有黑暗就有真正明亮的灯塔出现。到目前为止，可再生能源带来的积极影响包括能源自给自足、成本低廉，持续可再生，改善贸易平衡和增加工业发展机会，这些积极影响毫无疑问让清洁能源以外的传统能源优势黯然失色。

尽管自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以来，许多国家发表的声明都野心勃勃，但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国家犯了政策错误，或者其勇气和紧迫感已经消退，这对那些不愿意改变任何事情的人来说是好消息。

“双碳”目标的郑重承诺，是中国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体现，充分彰显了中国的国际责任与大国担当，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认可。自“双碳”目标提出以来，各级政府、企业、行业等纷纷积极响应，相关政策、路线图、发展规划等相继出台和落实。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能源消费国和碳排放国，“双碳”目标对我国能源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在当前能源供需紧张、替代能源存在不确定性、俄乌冲突、地缘政治博弈等诸多因素影响下，国家能源安全得到有效保障的前提下，寻求更具韧性、更加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能源生产与消费方式，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

在建设以风光为主的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过程中，不仅要强调装机容量规模，更应该实事求是地验证核实其真实发电量，揭示严重不匹配的机理，解决严重不匹配的难题。从全生命周期的视角来看，可再生能源项目本身并非绝对清洁绿色和低碳友好，应从全生命周期过程，对可再生能源项目所产生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进行全面综合评估。

未来，我国应构建可再生能源—化石能源—提效节能“三足鼎立”的能源发展战略，实现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利用、化石能源低碳化使用、提效节能系统化实施。

根据我国能源资源禀赋特点和未来科技发展水平预测，“先进煤电+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CCS）”和“风光+调节（储能、调峰、分布柔性电网）”两大基本模式，将是实现国家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和“双碳”目标过程中最重要的能源供给方式。

具体来说，在2030年碳达峰前，以“先进煤电+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CCS）”为主体能源、以“风光+调节（储能、调峰、分布柔性电网）”为辅助能源应该是我国的主要能源供给模式；

2030-2050年间，能源供给将逐渐过渡到“风光+调节（储能、调峰、分布柔性电网）”与“先进煤电+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CCS）”共存协同模式；

2050年以后，“风光+调节（储能、调峰、分布柔性电网）”将成为我国的主体能源供给模式。

在“双碳”目标愿景下，要实现我国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必须准确把握和处理好碳减排与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为遏制全球气候变化、实现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必然选择，“双碳”目标符合我国发展根本利益。

所以，“碳中和”三字，首先是第一和第二世界维持现有秩序的阶梯，其次才是环保概念。

最后，通过碳中和，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本身也符合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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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中国外汇 | 布雷顿森林体系与中国

2、全球大宗商品：布雷顿森林体系2.0-重回1950s

3、能源危机下，欧洲“背叛”碳中和

4、全球能源危机：根本原因是什么？会否引发全球性的大通胀？

5、全球能源危机时代，用电自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吗？

6、全球能源供需失衡的根源与影响

7、“双碳”目标下，能源发展如何更具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