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的本质是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的转型
2015年的《巴黎协定》达成了把全球温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为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而努力的一种政治共识。其宗旨主要是实现二氧化
碳排放的总量稳定,这就要求人类在经济活动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要与大自然吸收的温室气体相平衡。气候变化相关的文件试图规范全球的环境秩序,也可以理解成把发展放到环境保护的笼子里,为发展划一条生态的红线,但它并不具备强有力的法律约束力,应对气候变化更多是自觉的行动、自主的贡献。
李俊峰指出,气候治理是用转变发展机制的方式推动各国进行发展转型,碳中和的本质是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的一种发展模式的转型,每一个国家进行这种转型,既对全球做出贡献,也是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因为资源推动型的发展模式依赖的是资源,随着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源一定会变得越来越稀缺,成本增加,发展的后劲就会不足。技术推动下的发展模式依赖的是技术,技术是不断进步的,并且可以积累、叠加,发展的内容可以不断更新,发展的成本可以不断下降。最关键的是,资源是先天决定的,而技术没有有无之分,只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只要努力,落后者可以力争先进。时至今日,技术的发展能让经济、能源、资源脱钩,这就是碳中和理念提出的技术基础。
我国提出了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李俊峰指出,我国一直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参与者、贡献者和领导者,早在90年代就派出了谈判团队、研究团队参与制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起推动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达成,并相继颁布了《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等法律来应对气候变化,为后来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进入新时代,中央作出了关于尽早碳达峰、碳中和的政治决策,推动了《巴黎协定》的达成,并不折不扣地履行兑现自主贡献的承诺,引领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正确方向。我国在制定碳达峰、碳中和相关政策的过程中考虑了两个方面。首先,《巴黎协定》要求所有国家在2020年向联合国提交关于本世纪中叶国家低排放发展的国家战略,由于新冠疫情,这一要求推迟到了2021年,也就是去年的格拉斯哥峰会,130多个国家作出了碳中和的承诺。此间,我国也向联合国提交了面向本世纪中叶的国家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不仅是满足《巴黎协定》的要求,更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保护的内在要求。
李俊峰表示,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问题不断进行吹风,让各方提高认识、提高站位,不断推动能源转型和发展转型。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双碳目标之后,中央的一系列
会议进行了紧锣密鼓的部署;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国务院也发布了《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这些都对我们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提出了纲领性的意见。目标确定后,各方行动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后续的中央
会议上也都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顾、评价、纠偏等,未来预计双碳工作能够稳中求进地积极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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