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我国原煤产量41.3亿吨,创历史新高。今年1月至5月,我国原煤产量达18.1亿吨,同比增长10.4%,已连续5个月保持两位数快速增长,原煤日均产量超过1200万吨。煤炭产量的增长趋势与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下的总量控制是否有矛盾,煤炭如何在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同时,实现自身的低碳、零碳发展?就此,记者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和平。
实现“双碳”目标并不意味着现在大幅退出煤炭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已成为我国社会共识,将推进经济社会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
碳减排将是一个长期理性推进的过程,坚持先立后破,立足我国的能源资源禀赋,全国一盘棋应循序渐进地推进,而不是针对某一具体行业或细分领域‘点穴式’行政强制产能退出。”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和平说。
他告诉记者,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碳达峰前后现代化进程、能源消费、
碳排放强度等基本特征和变化规律表明,在工业化阶段和现代化前期阶段,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在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之前,经济增长很难与能源消费脱钩,即经济增长必须需要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来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除了个别异常年份外,我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一直维持在0.5左右,充分显示了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唇齿相依的关系。”谢和平说,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水平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仍然需要较大的能源消费总量支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还无法与能源消费脱钩。鉴于化石能源资源禀赋和可再生能源的不稳定性,煤炭仍将是我国新时代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通过谢和平团队项目研究的初步预测,2030年前,煤炭消费量保持平稳或略有增长,维持在35亿吨/年至45亿吨/年;2031年至2050年,煤炭利用逐步向电力调峰、碳质还原剂以及保障能源安全等集中,煤炭消费量下降到35亿吨/年左右;2051年至2060年,煤炭仍需用于电力调峰、碳质还原剂以及保障能源安全等不能被替代的用途,煤炭消费量仍会保持在25亿吨/年左右;2060年实现碳中和后,为了应对油气进口受限和可再生能源非正常波动的风险,仍需保持一定规模的煤炭生产和消费。
“届时,煤炭生产和消费不单纯是从煤炭利用本身出发,而是将其作为应急储备、战略储备等。特别是俄乌冲突后,欧洲各国‘重启’煤电应对能源危机。因此,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并不意味着现在要大幅退出煤炭。”谢和平说。
大力提升科学产能先进产能
“碳中和目标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需要依靠煤炭,只是需要的是科学产能的煤炭和清洁低碳利用的煤炭。”谢和平指出,过去10年,我国煤炭科学产能规模不断增加,有力支撑了国家能源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碳中和目标赋予煤炭科学产能,即先进产能新的内涵,也将强化生态环境约束、安全高效集约化生产约束,使一些产能和资源不再符合煤炭科学产能的要求,甚至加快一些地方整体性退出煤炭生产,需要深入思考与分析碳中和目标下煤炭科学产能资源量、煤炭科学产能规模能否支撑我国现代化进程。
“碳中和目标下亟须提高煤炭科学产能、先进产能的支撑能力。”谢和平说,从我们近期完成的咨询研究项目成果可以看出,如果只考虑现有在产煤矿符合生态环境约束、安全高效集约化生产约束、先进产能等要求的剩余资源量,按照现有技术水平和回采率,满足40亿吨/年的产量规模,仅可支撑15年左右;通过提高科学产能水平,提高煤炭资源采出率等,可延长时间,也仅能支撑到碳达峰时经济社会发展对煤炭的需要。因此,迫切需要加大符合科学产能要求的煤炭资源勘探力度,摸清煤炭科学产能的资源量。统筹考虑碳中和目标下煤炭资源量、赋存条件、生态红线等多种因素叠加下的产能规模。
“应以陕西、山西、内蒙古、新疆等为重点,谋划煤炭科学产能支撑基地布局。建立健全煤炭科学产能的战略储备、产能储备、产品储备体系和以煤炭科学产能为支撑的柔性供给能力。加大
绿色开采关键技术攻关,以技术为抓手,提高煤炭科学产能保障能力,支撑煤炭碳中和目标实现。”谢和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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