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属于大势所趋、潮流所向 潘家华：碳中和导向的颠覆性技术创新与发展范式转型

碳中和属于大势所趋、潮流所向。

 

首先我们要去的是“碳” ，是在地质年代形成的化石能源，这些不属于自然碳循环的一部分。这部分碳能不能去呢？现在有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提高能效。这可以无限走向低碳，但是绝对不可以走向零碳，绝对不可以走向碳中和，即使是CCS技术也不行。我们需要的不是属于化石能源的碳，我们需要的是化石能源提供的服务，如果化石能源提供的服务能够从另外的途径得到保障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就没有必要用化石能源的碳了，这就需要一种颠覆性的技术革命。之前从来没有人讲低碳，更不能奢望碳中和，而且连温室气体都没有界定，直到《京都议定书》的时候才界定了温室气体，在《京都议定书》的时候也从来没有人说低碳这个词，为什么呢？就是没有颠覆性的技术革命的出现。随着可再生能源，特别是风、光革命性的突破，2015年出现了碳中和的概念，在以前我们用的是减缓，没有用低碳或者碳中和的概念。碳中和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性保障，如果没有制度性的保障，一切都无从谈起。

 

另一条途径是调整排放结构。 从排放结构来看，如果我们把化石能源碳控制住了，化石能源二氧化碳占75%左右，化石能源相关的甲烷占10%—12%左右，这样有90%的比例应该是属于化石能源，所以我们说不去煤、不减油，否则碳中和显然就只是一句空话了。关于“双碳”的正确理解，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中也非常明确。2060年，非化石能源的占比在80%以上，如果没有这样的革命性的突破和主导的话，所有的碳中和只是纸上谈兵说说而已。因为现在非化石能源的占比是45.9%，我们要达到目标就必须减天然气、减油、减煤炭，要大幅度地减，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世界各国提出的目标都聚焦在化石能源上，如果我们不能明确这一点的话，碳中和的战略方向和定义就会出现偏差。如果要2060年实现碳中和，现在化石能源排放在110亿吨的水平，要减90%，我们还有11亿吨，如果按照这样计算的话，我们如果去倒逼或者以终点控制的话，显然只能是天然气大概8亿吨左右，燃油6亿吨左右，煤炭4亿吨左右，最后只有15亿吨，碳汇大概是11吨，这个总量的偏差不会很大。现在有人说碳中和太难了，但是我们真的不用担心。如果发达国家2050年做不到的话，那么我们担心2060年干什么呢？如果发达国家2050年能够实现，那么我们有必要担心我们2060年实现不了吗？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纠结、焦虑。我们既然认定了诗和远方，就只管风雨兼程好了。

 

关于颠覆性技术创新。 从能源供给侧看，风、光是和它没有关系的，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煤效最高、最先进的，但是再提高能效也不可能走向零碳，只能是低碳。关于2020年到2050年的能源价格指数的变化趋势，以2020年为参考的话，风、光、电是大幅下降的，包括燃油、天然气的发电的成本都是保持上升的，只有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光伏、光热发电是下降的，光伏只有煤电的10%，我们至少有90%的成本空间来做储能。2021年风光装机的占比很高，超过了3.6亿千瓦，但是发电占比只有11%，德国在2020年已经到了45%，当然其中有一半是水电，至少也是有23%是属于风、光的。我们现在说提高能效，把燃油效率提高，汽车从每百公里15升油降到10升油，还能降多少？中国的石油消费现在已经超过了欧盟直逼美国，他们在提高能效，所以总量没有增加，但是中国在提高能效的情况下还在一往无前地向上冲，这个道理很简单，中国现在的机动车保有量只有3.07亿辆，每千人拥有量是220辆，而发达国家欧盟、日本是每千人550辆，美国是每千人800辆，中国还要增加一倍。如果按照石油安全来看有解吗？显然是没有解的。所以消费侧也必须有颠覆性的革命，这个颠覆性的革命就是纯电动汽车，2021年世界的纯电动汽车产量我国占世界总体水平的34%。从汽车的效率来讲，一百公里按照12度电来算，国务院办公厅的规划是到2025年不准超过12度电，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油每天都在涨价，电会怎么样呢？如果在自家屋顶装太阳能光伏，100公里只有2.5元，所以颠覆性的技术革命一开始可能是有成本的。在这里补充一下，CCS是不可或缺的，但是绝对不能寄予过高的厚望，成本不可能很低的，中国现在一年要用110亿吨的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我们现在的原油产量只有2亿吨的水平，我们去哪找这么多的地质空间每年埋100亿吨呢？没有这么大的空间，CCS最多可以有5亿—6亿吨的水平，在碳汇非常明确的最多是11吨的水平下，CCS绝对不可能提供一个有效的解决路径让化石能源高枕无忧。

 

硬技术非常有必要，同时软技术，即制度规范性也很重 要。 因为高碳一旦锁定了以后，就没有可能低碳运行了。比如说现在建的高楼动不动300米、500米、800米高，水往高处流都是需要能耗的。现在空间资源进行了垄断，把大家都集中到一个地方，显然这样能源消费就会造成失衡，就不是扁平化的，如果要有扁平化的自然解决方案是什么效果呢？就像大家现在找地方停车都找不到。自然空间其实是很大的，但是由于人都是垄断集中的，当然现在有规定不准建300米、500米的高楼了，年轻的时候爬楼还行，但是未来老了是很困难的，所以规划建设的软技术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是制度刚性的社会性变革，就是保全社会碳资产。社会碳资产的质量和寿命很重要。我们现在很多楼动不动就炸，动不动就拆，这些都是碳资产，不可以这样浪费。现在城市更新很多地方都强调要保护，不拆、不炸了，我觉得这一点是有进步的。我们要保全碳资产，延续碳效用，这点非常重要。

 

关于有序转型的问题，碳中和的进程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的革命，而且是一场经济革命，是一种经济、安全全面重新进行界定的革命。 太阳光的辐射是不存在边际问题的，而且西北的太阳辐射强度更高、时间更长，对我们边际经济学的自然边际理论是一种否定。比如西北的无限风光和西南的巨量水能，中国的光、水、风的能源进行组合，由于人口密度高、空间资源有限，沿海地区在这方面发展很困难。但是东海、黄海、渤海、南海的海上的风能的潜力也是无限大的，西部的风、光无限，加上沿海地区的海洋风电。从经济理论上讲，原来是专业化利用、专业化分工，现在海洋属于风电可以用，海洋渔业、海洋捕捞和海洋农场就是属于多功能、多组合的应用。这个对经济学的理论认知也是一种颠覆性的革命。而且从安全来讲，石油、煤炭、化石能源都是点状分布的，这样容易垄断，但是水谁可以垄断得了？对于我们现在所谓的社会主义的规模化大生产是不是也是一种颠覆性的突破和改进？我们原来讲生产与消费是一种分离的二元结构，现在一家一户，自己在家里建，屋顶10个平方米可以建一个千瓦，如果200平方米就可以建20千瓦，10个千瓦一年就是12000度电。现在有多少农民家庭？现在城镇化率是63.9%，至少有1亿的农户，他们都是可以分散自给自足的。这个账算起来，在2021年电力消费总量在2.2亿度电左右。说到资金，每年石油要花2万亿，GDP才100万亿，差不多拿GDP的2%送给了俄罗斯和世界出口组织。石油用来干什么的呢？现在55%左右是用在汽车运输方面的，还有化工行业，如果把这笔钱拿一半用1万亿来投资光伏不行吗？而且买石油并没有带动就业，但是如果利用光伏发电，从单晶硅、多晶硅到最后的光伏组件可以带动多少就业？所以我非常认同黄震院士的观点，这是一个换车道的问题。

 

同时要考虑风险问题， 德国现在装机只有4000万千瓦的煤炭，退出时间是15年，花费500亿欧元来退出。中国现在的煤炭究竟怎么办呢？我们是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我们必须要考虑有序推进，2022年1—4月份煤炭是4400万千瓦，比德国现有的煤炭装机总量还多，如果我们按照德国的退出比例时间来算是5年500亿，至少是100亿欧元。我按照这样的参数进行简单的匡算，2060年我们还要保留1亿千瓦的装机，需要退出12.5亿千瓦，按照德国的参数来算至少需要1.25万亿欧元，就是10万亿人民币。这个成本谁出得起？所以要早期退一点，不能浪费闲置。当然还有一个市场挤出的风险，压舱石的理论大家可以再思考一下。我们必须要考虑现在有序退出以及考虑风险的问题。

 

关于发展方式的转型，就是生产和消费一体化，碳中和我们已经有了颠覆性的技术能力，我们现在要让它发展、壮大加速变革。 这个是急不得、也等不得的，必须要系统谋划、防范风险，最后要强化定力、协同推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根据作者在第九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高峰论坛——“‘双碳’目标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