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康：“双碳”目标、绿色发展与国家治理——“双碳”战略及其实施路径的前提性问题

 

　　中国的碳排放峰值到底是多少？道路还有多远？也许我们的发展因为碳排放而受到某种约束，我看到一个目标值说到2030年我们的目标是120亿吨，如果真正实现这样的话，等于我们未来的空间剩下了10亿吨。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快速发展的节奏恐怕就会多少有所遏制，这一点现在看来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关于碳排放与我们GDP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GDP的每一个百分点增长所消耗的资源能源和环境都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倍，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关于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我们通常认为碳达峰就是达到国家有限人口范围内最高的水平，如果不是改变了能源结构或者排放的数量，就意味着它是经济发展的峰值，这个峰值在中国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这个实际上联系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未来我们经济发展的空间还有多大？除非我们改变能源结构，让包括像清洁能源占到更多的比例。

 

　　关于碳达峰与人口增长的关系。我们总是讲碳排放的总量，而不去讲人均GDP的碳排放，这个问题值得深思。我们的人口体量和结构跟不少国家都不同，我们现在的人口已经是14亿多，印度13.7亿，这样一种人口的增长情况，必须考虑到人均GDP的碳排放。2013年日本碳达峰的时候人均GDP是4.09万美元，我们前年是1.2万美元，两者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很低的人均GDP情况下开始了碳达峰，所以这个差距构成了对中国的巨大挑战。

 

　　关于碳达峰与城市化率的关系。如果没有中国的迅速城市化，中国的现代化恐怕很难实现。2019年我们的城市化率是60%，而发达国家是80%甚至更高，巴西尽管是发展中国家，其城市化率在碳达峰的时候已经达到了85.8%，所以城市化率必须继续增长。

 

　　从产业结构来看，碳排放主要是在第一、第二产业里面，尤其是第二产业，而服务业的比例与碳排放关系密切。美国在2007年碳达峰，它的服务业已经达到了73.9%，巴西达到了61.3%，日本是71.6%，而我们现在才53.9%，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我们不仅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很多已经实现碳达峰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我们现在的工业增加值仍然非常之高，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产业结构如何调整？能源结构里面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化石能源与新能源的关系，现在全世界其他国家即便是化石能源也主要是天然气和石油，而中国现在煤炭占比非常高，2000年是14.7亿吨，而2019年增加到了48.7亿吨，增幅是两倍多，这个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所以在未来应该怎么样来看呢？从世界范围来比较，煤炭在能源中的占比，英国1991年32%，德国1991年是41%，美国2007年的时候是26%，日本更低一些，巴西也更低了，所以这样看清洁能源的建设极为重要。从碳排放的部门结构来看，电力部门仍然是碳排放占比最大的。我多次去湖北电网做宣讲，也在不断地学习调研，了解到电力部门大概占比40%多，交通运输占20%，工业一般的碳排放占10%多，所以对于一般的单位来看部门结构的调整仍然具有极大的影响。现在碳达峰方面一些世界发达国家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包括英国、美国、日本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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