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和林：实现“双碳”目标 应着重处理好四对关系

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24日下午就努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进行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我们必须深入分析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充分认识实现“双碳”目标的紧迫性和艰巨性，研究需要做好的重点工作，统一思想和认识，扎扎实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习近平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我们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把系统观念贯穿“双碳”工作全过程，注重处理好4对关系：一是发展和减排的关系。二是整体和局部的关系。三是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关系。四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笔者认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是世界各国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难题，目前碳减排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开放经济下的“碳壁垒”，让碳减排已然上升到了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高度，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迫在眉睫。伴随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绿色化转型也进入到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从政府、技术、产业等方面，不断破解着经济发展绿色转型的难题。

 

由于我国各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存在着较大差异，不同地区“齐步”实现“双碳”目标是不现实且不负责任的。从区域上来讲，东部地区大多省份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西部地区新能源丰富，相比于中部地区更容易或者说更有条件实现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中部尤其是内蒙古、陕西、河北等煤炭资源丰富地区，其产业结构和民生福祉都决定了其“双碳”目标的行动方案应差异化、个性化。因此，“双碳”目标应该全国统筹，形成合力，实施差异化战略，不搞“一刀切”。

 

很明显，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仍在推进，短期内过高的“减排”目标不仅会给企业成本、城市经济运行带来压力，还容易形成“双碳”目标的认识误区，比如不顾能源安全、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简单粗暴地拉闸限电的盲目手段，或者”一刀切“政策、一窝蜂行动等，都是对“双碳”目标的曲解和误读，不利于社会转型发展各阶段目标的衔接，我们应该做好“双碳”目标与全局发展目标的协同和衔接，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应循序渐进持续发力。

 

作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碳减排和碳中和对生产、生活、消费方式，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城市运行的改变，将会对政府提出更多的挑战，比如绿色建筑、海绵城市的建设改造，北方城市清洁供暖方式改造，不仅需要巨额的投资，人才引进、技术创新都将面临难题，通过政府企业合作的方式，或者政策激励的方式，激发市场活力，约束企业主体行为，是实现“双碳”目标要坚持的长期战略。

 

实现“双碳”目标，必须要推动能源革命。调整能源结构，改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能源结构，提高可再生能源，比如风能、太阳能等的科技研发和场景应用，加快清洁能源体系的建设和智能互联，保证国内能源循环安全，应对能源卡脖子难题，降低对国外的能源依赖，减少极端天气和气候灾害的损失。

 

实现“双碳”目标，必须推进产业优化升级。伴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数字化浪潮，我国掀起了新一轮的产业变革，营商环境改善、放管服深入推进，“双碳”目标下产业格局将会进一步优化和重塑，绿色低碳产业也将面临许多机遇和挑战，比如，高耗能、高排放等传统产业改革中的阵痛，数字科技、数字基建为产业发展赋能。我们应当在大产业体系循环内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在绿色低碳产业上靠拢大产业发展政策，通过供给侧绿色化转型，带领需求侧的绿色转型。

 

实现“双碳”目标，必须加快绿色科技革命。市场经济下，微观企业在技术变革和创新中具有重要作用。近些年，我国在太阳能、风能、核能、生物质能、风能等新能源领域取得了一些技术突破，但是仍存在很大的技术创新和应用提升空间。政府通过财税政策建立企业激励机制，对企业等微观主体技术创新变革进行引导，有利于资本、人才、教育等资源的流入，有利于提高绿色低碳科技革命的效率和成效。

 

实现“双碳”目标，必须完善绿色低碳政策体系。“双碳”目标作为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建立完善的绿色低碳政策，是绿色产业和产业绿色化有序、高效开展的重要保证。因此，政策体系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明确减排的对象，完善“双控”制度，不能将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加甄别地放入消费总量控制，减排执行方案应与政策标准一致，及时跟进。其次，碳排放准则的制定应从效率、排放量、行业发展等多个方面考量，防止碳减排只看数量不看质量，规范碳排放相关执行方案和路径，完善绿色低碳政策的顶层设计。最后在注意充分发挥政府积极主动性的同时，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有效性，实现碳排放额度的有效配置。比如，碳排放交易制度，碳定价制度、碳金融等，用市场手段推动碳市场帕累托最优，激发市场活力，寻找实现“双碳”目标的最优路径。

 

（作者系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