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双碳”如何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前面谈了“双碳”对中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下面谈一下“双碳”的风险，以及如何通过双碳目标催生新需求、新产业。

 

第一，在推进新产业、新需求，拉动新投资时，首先要明确减碳的战略方向是什么。如果方向不对，那催生的新产业和投资越多，可能问题就越大。在碳中和上，有两个可能的方向。一个方向是“高碳经济+高中和”。也就是，还是基本沿袭现在的高碳排放经济，但更多的寄希望于技术的突破。比如，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通过CCUS等技术突破去捕获碳，最终实现碳中和。另外一个方向是“低碳经济+低中和”。也就是，从根本上转变现在的高碳经济，最后难以减掉的一小部分碳排放，才通过CCUS和碳汇等手段进行中和。如果未来整个世界经济的主流发展方向是往低碳经济走的话，那些走“高碳经济+高中和”方向的经济体，虽然可能有高超的CCUS技术，其经济结构却会被锁定在一个夕阳产业的路径上。这个是“双碳”要避免的战略风险。

 

第二，我们在刺激新的投资需求时，必须对“双碳”相关的风险有足够的认识。简单来说会有几方面的风险。一是欲速则不达。能源转型不只是简单地填补能源总需求和新能源供给之间缺口的问题。如果新能源增长太快，传统化石能源行业和基于化石能源的经济体系（包括政府税收、就业等）转型跟不上会的话，就会带来很大的风险。这就像“休克疗法”的后果一样。所以，中央提出要“先立后破”。二是新能源不稳定会带来风险，要通过储能技术突破、储能商业模式、电网技术、电价改革、煤电和新能源配比等措施来解决。三是供应链风险。在过去，全球分工的风险是靠市场机制（比如遵守企业间的契约），以及多边贸易机制来解决。现在由于大国竞争，出现了“贸易战”“卡脖子”， 过去有效的全球市场规则和国际贸易秩序，不时被以“公平贸易”“人权”“国家安全”等借口破坏，从而大大提高了国际分工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提出“新发展格局”的主要原因。四是能源消费总量问题。未来中国能源消费曲线怎么走，是很关键的问题。新能源的生产和使用，背后都有大量的资源消耗、生态环境问题。如果不改变过去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仅仅将化石能源替换成新能源，是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这是为什么即使今后新能源再廉价，也必须要严格控制总能源消费的原因。中国的总能源消费，不能走欧美的高消费路径。五是从碳基的能源转型到金属密集的能源，对关键金属矿物的需求会大幅飙升，由此带来很多市场和地缘政治风险。六是“双碳”会带来大量资产的重新定价。比如“双碳”目标出来以后，传统汽车的市价就会下跌，新能源汽车大幅度上涨，这会带来整个政府部门、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大幅度调整，里面就有隐含着大量风险，如此等等。

 

第三，如何理解新的投资需求。以汽车为例，燃油车转到电动车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视角或“两个替代”，即不是“用电动机替代内燃机，用自动驾驶替代司机”这么简单的问题。它是对整个汽车概念进行重新定义，并衍生出一个新的产业生态体系。绿色证据和行动之间，是“鸡生蛋、蛋生鸡”的相互依赖关系。没有行动就没有绿色证据，没有绿色证据就没有行动。只要采取行动，就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出来，背后会带动产业链的变化、商业模式的变化，整个市场结构都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这是市场的规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为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比如出台严格的环境规制、提供公共产品、新型基础设施，等等。

 

总结

 

我们讨论“双碳”问题时，一定要明确“双碳”目标是一个战略目标，确实会有短期的乱像或各种各样的问题。过去一年，中国提出“双碳”目标以后，从全国开始积极响应到不断地试错，不断地纠偏，最后到中央出台《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等“1+N”政策体系，标志着整个“双碳”工作经过摸索以后走向了正轨。现在最大的问题，仍然是解决认识问题，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