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碳中和对经济意味着什么？

　　3月15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内容之一是，研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举措。会议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来落实。

 

　　实际上，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在中国的政经战略中，碳达峰、碳中和频频出现，重要性更是被不吝强调。在今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相应的要求：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十四五”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8%的目标。 

 

　　碳达峰、碳中和这一略显专业的政策词汇究竟意味着什么？对当前的经济有何影响？又将如何实现该目标？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有哪些具体举措？如何理解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降耗减排目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宏春在接受《中国环境报》记者采访时，扼要解答了上述问题。

 

 

　　以下是访谈内容：

 

　　问：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和变化？下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切入点在哪些领域？ 

 

　　周宏春：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主要在几个方面实现了升级。一是现有工业的技术水平、产品装备等都得以改造升级。二是战略型新兴产业迅速发展，以5G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新的重要增长点。三是从2013年以后，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5年以后，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了50%。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出现了线上线下消费结合的新消费趋势和新业态。总体来看，消费占GDP的比重增加了，新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很快，新的业态不断形成。

 

　　近年来，我国能源结构调整的趋势也是非常清晰的。以煤炭为代表的传统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以上，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以及非化石能源增速加快，总体向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方向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增加财政投入，特别是在2018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式形成了。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人民群众最大的感受是蓝天变多了，河水变清了，环境更加宜居了。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幅度和规模也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 

 

　　此外，发展方式转变在加快。具体而言，国家在政策措施上已经形成几条比较成熟的经验，包括通过提高能效、提高环境标准、保障安全发展、提高产品质量等四个途径。

 

　　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用发展的办法协同解决资源能源效率提高、污染物排放下降、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的问题。要转变认识，正确认识到现在的节能已经不是原来节约能耗的含义，而是要提高效率，从宏观上做好发展与保护的协同，从微观上推动颠覆性技术的创新和进步。

 

　　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3%左右，“十四五”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18%。怎样理解这些目标？实现这些目标有哪些具体路径？

 

　　周宏春：国家从“十一五”之后，就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指标纳入约束性指标。考虑到多年来的工作推进、政策措施的促进，边际效益在递减，进一步降低能耗强度难度加大，需要行业技术进步、政策法规完善和制度创新，确定2021年降低3%的目标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而13.5%的目标不是用3乘以5简单得出的，而是通过年度降低比例关系折算得出的。 

 

　　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8%的目标中，涵盖了节能、新能源、碳汇等方面的作用，是整合多方面数据得出的，具体到地方指标也和经济结构、能源结构、公众消费等密切相关。这也提示我们，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可以从能源结构调整、碳汇、二氧化碳利用等途径来实现。具体包括：发展氢能等新能源，发展碳汇产业，从二氧化碳捕集和利用技术（CCU）入手，延伸做强碳循环经济等。 

 

　　其中，碳循环经济是值得关注的新领域。通过二氧化碳捕集和利用技术可以把发电、工业生产等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收集起来，净化之后加以综合利用。碳循环经济在循环经济“减量、再用、循环”的原则基础上，再加上“去除”，通过发展产业的途径，实现了二氧化碳变废为宝。 

 

　　比如，通过把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收集、净化后用于生产炭基肥料、发展富碳农业，可以提高作物品质，可以让土壤增加吸收、保存二氧化碳的能力。在鄂尔多斯调研时我们发现有一种做法：把一种枯死的树或树枝砍下来后做生物质发电原料，把发电产生的烟气收集起来通过净化引到水塘里，用来养殖螺旋藻。这样的模式真正实现了循环利用、变废为宝。

 

　　碳循环经济值得国内认真研究、总结经验，通过技术进步来降低碳排放强度，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利用中国智慧探索形成中国模式。

 

　　问：怎样理解和处理好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降耗减碳、污染防治之间的关系？怎样转化为具体行动？

 

　　周宏春：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与污染物以及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密切相关。换句话说，能源、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是同一源头。未来，我国在削减二氧化碳排放、碳循环利用上，还有很大潜力。应当以碳达峰、碳中和作为约束性指标，来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的系统工程，从而对过去粗放的、不考虑二氧化碳排放的发展方式进行变革，从源头上对生态环境保护起到促进作用。

 

　　实际上，削减二氧化碳和工业污染物排放是可以协同的。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2021年目标，实际上与2020年12月16日至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八项重点任务安排是一致的，是再次重申和进一步阐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减污降碳协同”，其中的内在逻辑和具体途径在于：一是可以通过提高能源转化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比如，将发电余热用在供暖上，热效率可以提高30%-50%。二是污染物治理的一体化，也就是实现除尘、脱硫、脱硝、脱汞等一体治理，也包括削减二氧化碳、氨氮等的排放在内，从而可以起到降低能耗、提高效率的作用。三是促进物质循环利用，也就是发展再生资源产业。四是前面提到的发展碳循环经济。这些途径需要未来在制定实施方案时加以统筹。

 

　　协同的一个重要抓手是，在工业园区实现上述统筹。工业园区可以做到三个层面的协同，最高层面是发展与保护的协同，其次是实现节地、节能、节水，减少材料使用、减少污染物排放、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这“三节三减”的协同，最后是减排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协同。具体工具可以实施清洁生产，对排放污染物、物料存放、二氧化碳排放进行盘查核算。最简单的做法是，通过企业台账每天对进料、排放情况进行记录、统计，实现简单化操作和有效控制。同样，在碳达峰行动方案中，既要有理论高度，更要重视可操作性，这样政策才能有效落地、转化为具体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