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目标下：“十四五”需要怎样的新增长路径？

用不到10年的时间使碳排放达峰，再经不到30年走到碳中和，这不仅仅是中国气候治理的“两步走”，更指明了未来40年的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指出，实现“碳中和”愿景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要深度脱钩，这将带来中国经济的巨大结构性变革。仅以能源系统为例，2019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消费占比约15.3%，未来30至40年能源系统要发生非常大的跃迁。目前的模型和情景研究表明，2050年左右中国非化石能源比重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将可能达到80%左右，这将带来重大的产业调整、资产重估和经济空间转移，既是艰巨的挑战，也将创造大量新的发展机会。

中国要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重中之重便是布局“十四五”。近期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绿色低碳”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专家普遍认为，只有在“十四五”就提高政策力度，才能保障中国在2030年前达峰，并把峰值稳定在合理水平，使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这一曲线更为平滑，实现软着陆。

 

 

 

“碳中和”对于普通人可能还是一个陌生的词语。它意味着人类活动引起的碳排放经碳汇、碳移除等中和后，能够达到平衡，即“净零排放”。狭义碳中和指二氧化碳的净零排放，广义还要加上甲烷等其他温室气体。中国提出的碳中和究竟指二氧化碳中和，还是温室气体中和，有待进一步明确。

 

科学界早已达成共识，为了不让全球气候走向灾难，本世纪末温升比起工业革命前，不应超过2或1.5摄氏度。但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平均温度已经上升了1.1摄氏度。而2015至2019年，全球平均气温相较2011至2015年又上升了0.2摄氏度，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五年。这种趋势还将持续。留给人类的排放空间和减排时间窗口已经很小，任务紧迫。温升一旦超过2摄氏度，就像潘多拉的盒子打开，全球气候系统的破坏性后果将不可控。

 

虽然1.5和2摄氏度目标已被写入《巴黎协定》，但目前各国提交的自主贡献承诺都加起来，全球气温仍有可能上升3.2摄氏度。2018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报告认为，若温升不超过1.5摄氏度，那么在2050年左右全球就要达到碳中和；若不超过2摄氏度，则2070年左右全球要碳中和。自那之后，本世纪中叶碳中和成为各国制定自主贡献目标的重要参考。专家普遍认为，中国提出的2060年碳中和目标实际上瞄准的正是温升1.5摄氏度，这是一个负责任但实现难度非常高的目标。

 

柴麒敏认为，完成中国新承诺的时间表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十四五”、“十五五”期间对碳排放的控制稍松，在2030年前达到相对较高的峰值，然后开始下降。“这代表了一部分决策者的观点，如果这样，之后下降的曲线就会非常陡，减排率也需要很高，才能在30年左右的时间达到净零排放。”采用这一“先冲高、后骤降”的减排路径，挑战大，造成的全社会经济损失也大。

 

而另一种更为科学的路径，在柴麒敏看来，就是从“十四五”开始严格控制碳排放，提高政策和行动力度，在2030年前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峰值，然后开始一个先缓后急的下降。

 

无论是哪一种路径，“十四五”将直接决定能否完成2030年前碳达峰。这是因为，中国要在“十五五”期间达峰，那么布局需要提前发生在“十四五”——如规划碳总量目标以及达峰路径。同时，五中全会也已经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至少部分地区需要在“十四五”期间达峰。

 

还有，“十四五”期间减排力度有多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峰值水平，从而关系到碳中和目标的成败。除此之外，“十四五”期间的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能源领域，在算经济账的时候，也必须考虑到碳中和这一限定因素——在2030年达峰之后，高碳设施还能不能继续使用？柴麒敏举例，以能源和交通等基础设施为例，通常寿命期都在30至40年，如果现在多上煤电、煤化工、石油石化等项目，就会产生高能耗、高排放的锁定效应。

 

“如果把原本寿命期是三四十年的高碳工业、能源、建筑和交通的基础设施提前淘汰或弃之不用，将有可能造成规模化的搁置资产。”柴麒敏计算，如此“硬着陆”带来的损失，年均将额外产生1.3万亿元的经济代价。一种补救思路是末端治理，如对“十四五”上马的火电、炼钢、水泥等高碳产业加上碳捕集装置。但基于目前的技术评估，这一方式比源头减排的治理成本要高很多。

 

 

 

 

综合各研究团队估算，到21世纪中叶，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要从目前的100亿吨左右，降到15至20亿吨左右，加上碳汇和碳移除技术等，才能实现碳中和。在这样一个“紧箍咒”的倒逼之下，中国经济“脱碳”曲线大致分为2030年前达峰，以及达峰后至2060年实现碳中和两个阶段。这条脱碳曲线走起来有多难？可以做这样一个简单对比：

 

2015年时，中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承诺，到2030年左右达峰时，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称“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要达到20%；至于新气候目标下，对应到2030年和2060年的碳强度、非化石能源比重是多少，尚无官方说法，但一些专家已经在做前瞻性分析。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建议，碳强度在2030年相比2015年的下降幅度要超过65%，2025年末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占比至少要到20%、2030年末至少25%。尽管这已经比原有自主贡献目标加了码，但清华团队的模型数据还属于相对保守，主张考虑经济和能源惯性，在“十四五”和“十五五”期间采取比较稳健的政策，先强化国家自主贡献导向下的政策力度，再向2和1.5摄氏度导向路线过渡。如果要确保2060年实现碳中和，清华团队目前的研究结果是条“底线”，从现在开始的减排力度只能比这个要更高。

 

但在多位专家看来，在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2030年前达峰并尽量控制峰值，是可以实现的。“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也进入到了一个低增速、低增量的阶段。通过政策和行动力度的强化，有望在 '十四五'后进入到一个平台期。”柴麒敏说。

 

与此同时，随着城镇化进程持续，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意愿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走高，其相伴而生的碳排放增长势头仍将强劲，例如汽车、建筑用能等。碳中和意味着全社会的低碳转型，主要行业如建筑、工业、交通等已经面临着制定脱碳路线图的艰巨任务。现在较为主流的观点认为行业需要提高电气化比例，同时提高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这就要求能源部门必须加大脱碳力度，用清洁电力去“喂饱”正在蓬勃发展的终端用电行业，从而保障在完成碳减排任务的同时、不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的稳步提高。

 

这也是为什么，能源结构调整必须发生在当下，没有时间再犹豫。能源基金会支持的一份联合研究估算，按照最新的气候目标，建筑和工业部门需在2025年前达峰，交通部门需要在2030-2035年达峰，而电力部门碳排放需要在2025年前尽快达峰并开始迅速下降，在保障用能安全的同时，支撑其他行业的碳达峰路径。

 

柴麒敏介绍，国内主要研究机构的分析结论表明，中国要实现2060年前碳中和，2040年左右就要实现电力系统的近零排放，2050年左右要实现能源系统的近零排放。一个共识是，要尽快碳达峰并如期碳中和，关键是用非化石能源逐步替代化石能源。柴麒敏表示，从“十三五”时期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增量来看，其中20%左右来自于煤炭消费、80%左右来自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因此有必要在“十四五”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实现新增能源消费主要依靠非化石能源来满足。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高级顾问杨富强主张，中国必须摆脱煤炭依赖，跨越石油时代，拥抱新能源为主体的电气化未来。柴麒敏也表示，过去不少专家都建议将油气作为清洁接续能源，即中国的能源结构先从煤炭为主，继而转向油气为主的过渡阶段，然后再进入非化石能源为主力的现代能源体系。一般预计到2050年左右非化石能源能占到50%以上。现在则要实现压缩式发展变革，从化石能源为主直接转型到以核能和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目前较多研究都预测，2050年左右，非化石能源比重将达到80%左右甚至更高。

 

不过，令人忧心的是，2017年以来，煤炭消费量有反弹趋势。多位专家均认为，当务之急是严控煤电反弹，更要警惕经济刺激中地方政府再大力投资高碳资产。这些资产日后很有可能成为巨量的搁置资产，带来更大的损失和转型障碍。

 

虽然煤炭占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从2005年的72.4%下降到2019年的57.7%，但比重仍然很高。杨富强表示，国际上对中国有“二元论”的批评，一方面煤电装机量世界第一，煤电厂仍然在继续建；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发展也是世界最快的。现在必须摆脱二元论。

 

 

 

 

受困于经济下行压力，尽管产能过剩、与气候目标背道而驰，地方政府仍然热衷于上马传统高耗能、高排放项目。而今年全球新冠疫情更加重了短期下行压力，为“十四五”规划制定更添不确定性。“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重要开端，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决策档口，如何走好第一步，是能否“转危为机”的关键。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认为，全球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的产业、能源和技术革命之中，以智能、绿色、低排放发展为特征的新增长路径成为全球转型的主要方向。“‘十四五’时期中国的新增长故事意味着更高质量、更绿色、更高效和更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更加开放、包容和具有凝聚力的经济和社会，与自然生态更加和谐的‘新文明’发展。‘十四五’国民财富的内涵和外延将伴随人民需求的演变而迅速发生变化，自然资本占比将显著上升，需要打通体制机制通道，使绿水青山更是金山银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也认为，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应当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两翼。通过经济绿色复苏，为中长期迈向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邹骥强调了“十四五”足下之步需加快完善碳市场体制与机制建设。近期生态环境部开始就全国碳排放权管理和结算办法征求意见。邹骥认为，碳市场以稳定安全的全球气候为目标，对自然资本进行市场化的配额分配管理，在此过程中通过提供直接的经济刺激，能有效激发市场主体增加碳减排的投资，促进低碳技术的创新，并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但邹骥同时也提醒，在中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中，碳市场管理办法的定位还是较低的，效率也较弱；当下，碳市场交易制度还有不少完善的空间，包括需要明确碳交易总量控制，提高违法成本等，但当务之急是在“十四五“期间先做起来，在实践中寻找优化的解决方案。

 

碳市场管理办法的完善，也会对绿色金融的发展释放积极信号。国际上，金融部门、投资者已经开始高度关注棕色资产的风险。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马骏日前撰文表示，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已成为全球金融业的共识，除了解决绿色产业融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识别和防范由于环境、气候因素带来的金融风险。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模型研究显示，贷款给煤电项目目前的违约概率大概为3%，10年后违约率将超过20%。但是，中国金融部门对气候风险的关注仍然不够。

 

实现绿色转型，需要巨量投资。包括欧盟在内的不少地区和国家都已经出台绿色复苏计划，引导资金投向新能源、建筑翻新、清洁交通等领域。中国也在经济刺激中大力鼓励新基建、新能源汽车等绿色投资。不久前发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计划，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当年新车销量约20%，届时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达到2019年的5倍多。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的研究报告估算，在温升2或1.5摄氏度目标下，未来30年中国的能源系统需新增投资约100至138万亿元，约占每年GDP的1.5%至2.5%以上。柴麒敏估算，到2030年年均投入3.7万亿，相当于目前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6%左右，中央财政每年投入约5000亿元，“要引导和撬动社会资本，通过政策手段和碳定价机制降低气候投融资的成本和风险。在起步阶段能够扶上马送一程，有了一定的规模和流动性才能保证良性发展，逐步形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日前，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五部门共同发布了《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将大力推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发展。

 

巨大投资将直接刺激技术创新，在解决气候问题的同时，更能助力中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弯道超车”。事实上，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等新制造领域已经取得很大进步，市场份额、投资规模近年来始终居于全球第一，技术竞争力不断增强，可再生能源专利已占全球57%以上，远超排名第二、三的美国（15.6%）和日本（4.3%）。依托于国内大循环和大市场，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下降速度非常快。风电、光伏度电成本较十年前分别下降69%和90%，在一些地方已经可以和煤电价格竞争。可再生能源预计很快可以实现平价上网。

 

柴麒敏强调，不应该将转型仅仅视为成本，转型同时带来很大的经济机会。2018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直接就业人数已经约为408万人，接近于煤炭原来五六百万产业工人的规模。“十四五”该领域的就业人数有望超过煤炭产业从业工人总数。与此同时，他认为，可以参考欧盟设立公平转型基金(Just Transition Fund)的方式，对受煤炭等高碳产业转型冲击较大的地区和人群，提供支持和保障，让所有人都能共同分享低碳转型的绿色效益。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也建议，将绿色转型与经济复苏有机结合。新增投资应尽可能包括更多符合绿色标准的项目，重点扶持特高压、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项目以及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绿色建筑等绿色产业，支持碳捕集与封存（CCS）等绿色技术的研发与推广，推动传统高耗能行业脱碳，加速工业部门绿色和数字化转型，减少经济对碳密集产业的依赖。即便是“非绿”项目，也应符合减排和环保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