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中和承诺应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化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院（3E研究院）最近的一项研究为中国在2060年之前实现国内碳中和提供了路线图。研究显示国内化石燃料投资和使用将急剧下降。到2050年，煤炭、天然气、石油消耗将分别下降96%、75%和65%。电力部门和重工业若不能积极主动地为这一转型做好准备，就可能会寻求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更多高碳项目。

 

当然，能源投资的决策权最终在于“一带一路”国家的政府。他们需要解决可再生能源的融资缺口，同时还要应对支持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各方带来的压力。大多数“一带一路”国家都没有作出碳中和承诺，其中许多还认为高碳基础设施是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因为这是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增长路径。中国的海外贷款更多地流向了化石燃料而非清洁能源。2000至2018年间，中国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海外能源贷款中，太阳能和风能仅占2.3%，其余主要是化石燃料、大型水电和核电项目。

 

除非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国家重新调整自己的电力发展计划，否则他们新建燃煤电站的计划可能导致产能过剩和新的碳排放源。幸运的是，巴基斯坦政府最近的一些改革可能会更多地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孟加拉国正在重新审核几个拟建的燃煤电站。但令人担忧的是，有迹象显示该国可能会“匆忙上马天然气项目”，而非可再生能源。这凸显了国家能源规划在确定“一带一路”拟建项目的碳含量方面的重要性。

 

与项目所在国就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进行谈判的中国国有企业往往掌握着相当的话语权，他们在交付化石燃料基础设施方面经验更丰富，有可能会引导谈判倾向于高碳项目。“一带一路”国家必须认识到这给公共预算带来的风险。国家监管机构应该自问：既然开发清洁电源不会增加空气污染和呼吸系统疾病，那为什么还要用煤炭？为什么不支持电动汽车、电动摩托车以及配套的充电基础设施，而是还在依赖昂贵的进口石油？考虑到全球天然气市场的大幅波动，为什么还要投资昂贵的天然气基础设施？

 

中国或许没有最终决定权，但可以停止对化石燃料的投资，鼓励国有企业专注可再生能源，还可以要求对所有“一带一路”项目进行气候风险评估，并引入低碳投资目标。这将有助于“一带一路”脱碳，同时降低中国国有企业和银行因过度投资高碳项目和技术而面临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