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麒敏：我国提前达峰和碳中和愿景的政策及市场启示

2020年10月14日-16日，2020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CWP 2020）在北京新国展隆重召开。作为全球风电行业年度最大的盛会之一，这场由百余名演讲嘉宾和数千名国内外参会代表共同参与的风能盛会，再次登陆北京，本届大会以“引领绿色复苏，构筑更好未来”为主题，聚焦中国能源革命的未来。

 

在14日下午召开的新能源行业助推绿色发展分论坛上。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与国际合作中心（NCSC）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柴麒敏作为代表发言。

 

以下为发言实录：

 

柴麒敏：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这项工作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一直是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实际上从90年代以来历任领导人都参与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应该是非常建设性的推动了气候治理多边进程的整体进展，从90年代气候变化的第一个公约，92年达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就是我们时任总理李鹏来签署的，之后包括朱鎔基总理、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李克强总理，特别是我们总书记从十八大之后非常关心气候变化，既提出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等一系列的讲话，同时在气候变化领域积极推动，而且亲身参与多项活动，特别是在2015年与其他国家一道推动了《巴黎协定》的达成，并在2016年我们的主场外交，杭州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向联合国递交了我们批准《巴黎协定》的国书，在这样的背景下，《巴黎协定》当时约定在2015年提交第一轮的国家自主贡献，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当时提出来在2030年左右要达到温室气体排放的峰值，在这之后又约定了每五年来提交一次新的目标，同时在2020年要提交到本世纪中叶的，这也就是我们这次提出2060年“碳中和”的一个大的背景，提出来到本世纪中叶的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它不仅仅是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事情，同样也是一个国家发展战略。

 

这个目标实际经历了非常长的酝酿过程，在《巴黎协定》达成之前，中国非常积极的参与这个进程，同时跟大国之间进行了非常多的元首外交，来积极推动在这个发展问题上，因为我们知道气候变化如果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讲它是一个外部性的问题，需要全球各国来携手合作，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来单独面对。

 

在2014年第一次的中美元首的声明当中我们提出了到2030年的目标，而且在此后跟中美、中法、中欧等等相关声明当中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到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当时提出来的目标也是基于当时我们的国情发展阶段，以及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提出来的，到2030年左右温室气体排放达峰，同时我们的碳强度相比于2005年下降66%到65%，而且还包含了一个跟能源直接相关的目标，就是非化石能源到2030年左右要达到20%左右等等一系列的目标，同时在这些合作机制当中也跟欧盟，跟当时的美国政府，一起提出了具有显示度的目标。

 

2015年我们在达成了《巴黎协定》当中提出了全人类来共同面对气候变化挑战，应对的行动和国际合作的方案的一些措施，整个《巴黎协定》非常复杂，它有七八十页的国际，非常繁复的国际条文所组成，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干货提炼出来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张表，几乎跟我们国家的战略规划相对比较类似，首先一个目标，就是要在本世纪中叶，到本世纪末将温生控制在相比于工业革命前大致上也就是1750年到1850年那个时候的平均温度水平，我们2020年今年的温生实际上相对于1750年已经上升了1.1度左右，所以如果我们要把它控制在2度，努力控制在1.5度以内，实际上留给我们的空间非常少，而且这项行动也是非常紧迫。

 

在这个之后提出了几项重点任务，就是到底在这个目标下我们要做哪些工作，有两大方面，第一个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尽快达到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峰值，第二个是碳中和或者净零排放，所以在本世纪下叶全球要实现“碳中和”，在这个命题下，科学界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论证，在2018年IPCC出台了1.5度的特别报告，提出来要将人类的生态系统的受气候变化的影响降到可控制或可承受的范围，人类可能要尽力实现1.5度以下的这么一个目标，这样的话实际上就要求我们全球大概是在本世纪中叶就要尽快实现净零排放，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际上全球都在酝酿关于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的战略。

 

目前为止除了中国之外也有大量的工业化国家，也包括一部分的新兴经济体，都提出到本世纪中叶也就是2050年左右，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表的目标，特别以欧盟为代表的，提出了绿色新政，欧盟、英国，这里面也包含部分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南非，也提出来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气候大会之前，全球所有的将近两百个国家要把到本世纪中叶的长期战略都提出来，所以这也是中国在这个阶段特别是在面临全球性的像疫情这样的重大挑战前，从担当国际责任出发提出来这样一个政策命题。

 

在《巴黎协定》达成之后实际上全球也面临着一些逆全球化的单边主义的挑战，特别是美国为代表的这些国家，实际上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也有摇摆和退步，美国在2017年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但是《巴黎协定》给他们设置了一个美国人特色的机制，就是他们要花四年左右的时间，才能真正退出《巴黎协定》，这样的话刚好是美国人的一个任期，也就是说它真正要退出《巴黎协定》大概就是在今年的11月4号，我们知道美国的大选结果11月3号就出来了，所以究竟美国能不能从程序上真正退出《巴黎协定》，我们还拭目以待，这当中也发生了一些其他的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法国的黄马甲事件也是跟我们这个法国要在燃油税当中增加碳税的比重有关系，包括在二十国集团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些19比1的情况，实际上都展现了我们在这一轮大的国际气候治理或者是全球治理的这么一个背景下，面临的人类普遍性的这种挑战，包括我们现在遇到的新冠肺炎。

 

当然也有一些好消息，比如说在2018年我们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颁给了研究气候变化经济学的人，整个全球绿色发展的潮流并没有止步，在这个大时代，这个背后有非常多新的发展思想的涌现，包括有理论层面的，也有技术层面的，全球环境的这种变化，首先是对很多全球秩序在变化的这种认识，第二个特别是以能源，能源技术，新一代能源技术，能源革命为特征的新的这种产业技术革命、科技革命所带来的这种变化。第三个也是跟我们现在大的发展潮流有关的，像一些数字化的技术等等，对塑造我们下一阶段的社会形态的变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整个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动力。

 

我们现在熟悉的新能源领域，一个巨大的推动力就是来自于整个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这种低碳革命，全球除了公共部门，就政府在推动这项工作以外，私营部门已经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整个全球的市场发展已经处在一个临界点上，我们看看这几组简单的数据就能勾勒出全球在绿色低碳这个市场上的规模。

 

第一个是去年全球清洁能源主要就是可再生能源，它的投资超过了3600亿美元，实际已经连续6年超过3000亿美元了，中国已经连续11年位列全球第一，我们的连续5年超过了，投资超过了1000亿美元，还有一组数据就除了装机量、发电量投资之外就是我们的专利数，我们去年的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专利数占到了全球的51%，我们的累计专利数已经超过了30%几，远远高于第二名的美国13%，所以可再生能源领域，新能源领域，很可能成为中国继5G以后一个具有全球领先性的引领性的这么一个行业。

 

第二个是我们在金融领域，国外把它叫做绿色债券，主要是指气候债券，这个气候债券去年的发行规模超过了1700亿美元，中国和美国是数一数二的，一直是这个领域近几年来发展的龙头。

 

第三个就是跟我们气候变化直接相关的碳市场，全球碳市场去年的规模超过了1900亿欧元，为什么用欧元来定价？其他两个都是用美元定价的，因为这个欧洲市场，欧洲碳市场是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如果这个市场，这个中国是第一大市场的话，那这个市场可能就是以人民币来定价，所以对我们整个国家的，不管是从应对气候变化这个本身，能源发展，还有包括金融行业，实际上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目前中国是仅次于欧洲和北美的第三大市场，美国虽然退出《巴黎协定》，但市场仍然非常繁荣，北美市场现在还占到全球的百分之二十几，所以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发展的市场，我们国内也做过比较细的测算，应对气候变化之前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的提出背后是带来非常多的绿色低碳的投资，这不仅仅是在适应领域，大头都是在能源供给，能源供给以及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样的在能效其他领域，包括适应领域，人体健康、生态系统、水资源等等相关领域都有非常多的投入，到2030年我们的总投资大概是在56万亿元左右，这个数据也在中国对联合国的信息通报上，年均每年大概投入3.7万亿，相当于目前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6%左右，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数据，在财政的公共投入方面，每年我们差不多国家的财政当中有2.5%是投入在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领域，应该说同样也是撬动了非常多的私营部门的资金用来应对气候变化。

 

我们看看中国在这个阶段提出到本世纪中叶的目标跟我们整个国家十九大提出的两个阶段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这个进程有什么关系，首先来看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中国在决策的时候，中国很快在社会发展方面有一个大的变化，这个大的变化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来看。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人口，我们人口很快就会被印度超越，印度会成为全球第一大的人口大国，我们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很多年，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中国人口的结构，老龄化的进程也非常地快，我们十四五可能就会进入到一个中度老龄化的社会，到2030年到2050年可能这样的结构会继续的加重，这也是很多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的特征，这种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化实际上会极大的改变我们整个社会产业以及产业结构的形态，社会发展的形态，我们以往倚重于人口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实际上在后期随着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经济，几乎所有的对经济预测的大机构，比如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等，包括一些主流的智库，几乎无一例外的认为中国的经济会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这个经济体并不表示说它是一个强国，但同样的它是一个国家实力的非常大的表征，这个形态，特别是到2050年我们建成现代化强国，我们国家在整个发展形态上同样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下一阶段我们的增长动力来自于哪，还是原来的这个传统的比如说重化工业，还是寄希望于一些中高端的新兴的这种产业，比如像新能源，以及新能源与信息化技术相结合的诞生出来的新的战略性的这种产业。

 

第三个就是跟我们直接相关的能源和排放，实际上中国在过去改革开放的这个40多年时间里，经历了快速的增长，同样也伴随着能源消费和排放的增长，下一阶段中国将逐步从高速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同样的也带来能源和电力从原来的中高速发展开始进入到一个中低速发展的这么一个阶段，增量相对来说小了，但其实它的存量以及本身带来的这个总的系统的总量并不小，这个系统如何进行一些系统性的变革，高质量的跃迁，实际上也是下一个阶段发展的命题，当然背后带来的就是整个排放结构，排放形式的变化。

 

《巴黎协定》大量的科学机构对全球做测算，对中国同样也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如果我们按照巴黎协定2度或者1.5度的目标来实施的话，到底在什么时间阶段能够实现“碳中和”，中国的碳排放预算、碳排放总量大概是多少，也有不少科学方面的论证，大致上目前不同的方案，它的阶段聚集在，如果我们要实现2度的话，我们必须要在2065年以及到本世纪末尽早实现“碳中和”，对中国来说，1.5度下我们要在2050年到2075年尽早实现“碳中和”，在今年9月份中欧的峰会上，当时欧盟与中国磋商的几项重要议题之一，甚至说是首要议题之一就是关于气候变化，提出来要求中国提高国家自主贡献的力度，在2060年左右能够实现“碳中和”，同时还提出来比如说要停止投资煤电等等一系列的要求，而且它在欧盟的绿色新政当中还专门提出来一项措施，叫碳边境调节机制或者就叫碳关税，如果像中国这样的全球的排放大国如果不采取积极有力的措施的话，欧盟会考虑在它的贸易机制当中设定碳关税来对相对排放比较高的行业征收碳税，实际上欧盟在早期特别是在航空领域已经提出过类似这样的动议，要求非临所有欧盟境内的航空公司要支付碳税，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下，提出了我们两个阶段的目标。

 

第一个阶段就是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大家不要看这只是一个词的变化，从原来的左右变成到前，2030年左右可以2025年也是可以，如果我们现在是前的话，最晚就是要到2029年就要达到峰值，相比于之前它的这个空间是缩小了，就是我们在达峰的整个步骤进程上要大幅的加快。

 

第二个就是努力提出来一个新的目标，争取实现2060年前“碳中和”这么一个长期的愿景，这应该说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将带来一个剧变，从2030年我们达到排放的最高点，到2060年我们实现“碳中和”，也就是说在不到30年左右的时间要实现我们从最高峰减到最低点，我们知道发达国家，西方的工业化国家，达到峰值大概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比如说欧盟整体是在1979年，像英国、法国大概是在1973年左右，德国也是在1979年达到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峰值，他们承诺的是到本世纪中叶也就是2050年前实现气候中和，这样给予他们从最高点到最低点的时间实际上是将近70年的时间，我们只有30年不到的时间，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挑战同样也是巨大的，这要求不仅仅是我们最为核心的能源系统，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可能都要出现一些颠覆性突破性的变革，才能够真正实现我们在2060年，在我们本世纪中叶2050年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之后，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能够实现这么一个伟大的目标。

 

这个目标在此前就有非常多理论基础的创新，特别是从我们的总书记的思想当中，包括外交思想，从国际的大局，包括国内的生态文明思想和经济思想当中，都有非常多的理论性的这种创新和支撑，跟我们现阶段高质量发展和到2050年长期的发展的战略是高度吻合的，也是推动倒逼我们现阶段产业向中高端发展，经济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措施，实际上也是敦促在座的很多产业界的同仁能够抓住这次全球科技、产业和能源的革命，能够急流勇进，真正实现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大发展。

 

2060年“碳中和”到底意味着什么，到2060年“碳中和”还是有不同的技术选择或者实现路径的方案，我们既可以选择现阶段，整个能源产业发展在现阶段有一个比较快速的转型，也可以选择在稍晚期间进行更加急剧尖锐的转型，迅速的这种转型。但实际上对中国来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范围，但真正要在30年时间实现从排放峰值到“碳中和”，国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有我们可以借鉴和参考的先例，所以对我们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科学性的研究，是对中国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排放的分析，我们也看到如果我们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话，在2040年左右就不再会有不装CCUS的化石能源的消费，在2050年左右可能留给整个能源系统排放的空间可能是现在的五分之一不到，到2060年整个电力系统和能源系统可能就要实现净零，要把碳汇和一部分碳移除的空间，留给相对来说技术上还比较难解决的工业过程二氧化碳排放和非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排放，所以能源系统要在这个过程中发生非常大的跃迁和变化，大部分的研究都指明到2050年左右我们的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当中的占比可能要达到75%到80%左右，当然也有不同的技术组合，但在这方面要求还是非常明显，大部分的研究都指向于此。

 

那我们如何来实现“碳中和”，实际上有一些路径，到2060年还是相对长期的，中长期的发展，还是需要给予比较大的后续的改善空间，大致上有这么几项措施：一项就是可持续能源消费，整个中端部门、建筑、交通、工业等等这些部门的一些新的发展，用能方式新的发展。第二个就是电力部门的脱碳，电力部门脱碳既包括整个结构的变化，也包括一些新的碳移除技术的应用，第三个就是电气化，实际上跟我们第一个可持续能源消费是紧密相关的，电力系统在未来整个能源使用的形态当中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高，电气化的程度在工业、建筑、交通这些终端用能部门都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当然还有一个补充性的支撑性的一项用能方式就是氢能，也会在这当中有长足的发展，此外还包括碳汇等等这些的发展技术，比如说我们炼钢以前主要还是应用焦炭，现在主要用新兴的像氢还原等等技术来推动。

 

当然“碳中和”发展所带来的产业变革的机遇之外，在全球，特别是我们在倡导的“一带一路”上也会发生革命性的天翻地覆的能源系统的变革，特别是我们倡导的“一带一路”的机制当中，它的能源结构也会随着中国能源结构的变革带来非常大的变化，这当中有非常多基础设施建设，装备制造，产业发展的大量的机遇，是我们新能源企业可以关注的。

 

最后提几点简单的建议，第一，我们整个新能源企业在面临这样的发展机遇和发展前景前也要思考整个国家发展的大势或者全球发展的这种潮流的大势到底是在哪，总书记这次也说，我们要反思以前的发展道路，不要走老路，而是要实现绿色复苏，走新增长的这种道路，这可能是我们下一阶段要实施的，从国家要实施的，昨天韩副总理专门讲了气候变化这块下一阶段的工作，要实施达峰行动计划全国的，也就是要在2030年前实现提前达峰，这个是要求从国家重点的部门和行业，特别是高耗能的部门和行业，以及地方一个普遍性的这种达峰的要求，各个行业可能都会制订达峰行动计划，同样在我们能源领域也是非常重要，能源和电力领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我们还要助力，实际上我们这个新能源企业能在这当中发挥非常强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支撑性的作用，就是我们“碳中和”国家的建设，对于中远期的发展实际上能源结构大的这种跃迁变化，需要新能源发挥核心作用。

 

第二，就是如何运用市场机制，企业更多的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发挥作用，来推动我们整个国家气候治理，我们以前可能更多的依赖行政手段，依赖补贴，依赖这类的政策为主，但下一步可能有一个市场化的发展，不管是在电力领域的改革还是后期，要更多的运用我们比如像碳市场等等相关的这种机制。

 

第三，如何去推动高质量的发展，特别是在现阶段，中国实际上面临经济下行、就业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如果我们在产业发展中能够更多的去关注增加这种绿色供给、就业、投资，能够加快这种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实际上能给国家高质量发展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助力。

 

最后也是我们近阶段正在筹划的，就是我们在做十四五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项规划，我们也希望在十二五和十三五的这个基础上推动一些新的试点示范的工程和项目，包括国家前一阶段提出来的两新一重，特别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会给我们整个社会像低碳低排放甚至零碳“碳中和”转和起到非常大的支撑作用，以上是一些初步的建议跟大家探讨，非常谢谢大家的关注。

 

（根据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