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循环经济：温室气体排放达峰和碳中和的新路径

 

碳循环经济是一个全新概念，从内涵界定到公众理解并没有形成国际共识；虽在英文中出现循环碳经济（circular carbon economy）表述。从这个意义上说，讨论碳循环经济的内涵外延十分必要，以便感兴趣的读者能更加准确理解。

什么是碳循环经济？总体上看，应当是围绕二氧化碳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所进行的经济活动总称。这是将我国关于循环经济的界定套用在二氧化碳上的结果。国内有钢铁循环经济、塑料循环经济等的界定，这是从行业角度出发的界定；也有食品循环经济、能源循环经济等的界定。因此，碳循环经济的界定，也是科学合理的。

与此同时，循环经济的内涵也需要与时俱进。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提出的重点工作和重点环节，也应当拓展和延伸。

提出发展碳循环经济的背景，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需要。由于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在世界各大洲频发，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生命安全造成了巨大损失。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也从未停下脚步。1997年12月9日在日本京都签订了《京都议定书》，2009年哥本哈根峰会被认为是“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会议。2016年4月22日《巴黎协定》已经由175个国家正式签署，目标是与工业革命前的水平相比，全球变暖应“远低于”2摄氏度，并“努力”使变暖的温度低于1.5摄氏度。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评估，实现2℃目标全球要在2070年前后实现碳中和，实现1.5℃目标要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2017-2018年全球平均气温已比工业革命前高出1℃；按照当前排放趋势和各国现有行动，2040年左右将升高1.5℃，2065年前后升高甚至超过2℃，本世纪末将升高3-4℃甚至更高，也就无法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这将给世界各国带来一系列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甚至引发公共卫生事件、系统性金融风险、经济衰退和地区冲突。

 

换言之，气候变化挑战日趋严峻紧迫，各方自主贡献与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有较大差距，提高行动力度已成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焦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0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的发言中，号召世界各国要确保将气候应对行动放在经济复苏的核心；他提出的绿色高质量复苏倡议得到各方积极支持。美国众议院提出报告，支持重返《巴黎协定》，推动美国2050年实现碳中和，很多州已经并将继续采取积极的气候行动。欧盟提出“绿色新政”，2030年减排目标从40%提高到50%-55%，2050年实现碳中和。这不仅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计划，也是推动经济复苏和增长的战略。

《巴黎协定》确定的绿色低碳发展是大势所趋。《巴黎协定》及其实施，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基本原则，提出了低碳、气候韧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愿景，确立了“自下而上”、由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的行动模式，建立了强化透明度框架和五年盘点一次持续提高力度的机制，明确了发展中国家的行动与发达国家提供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要相匹配。尽管疫情打乱了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节奏，但《巴黎协定》确定的绿色低碳发展大趋势不可逆转，应对气候变化在全球治理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议程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各国要把防控疫情、恢复经济的短期目标与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相结合，实现协同增效，促进高质量发展。

在2019年底出台的《欧洲绿色新政》中，欧委会提出了行动路线图及所需的投资和可用的融资工具，涵盖所有经济领域，尤其是交通、能源、农业、建筑以及钢铁、水泥、信息和通信技术、纺织和化工等行业。绿色也将贯穿从交通到税收，从食品到农业，从工业到基础设施等领域。随着绿色新政的推行，欧盟将投资于清洁能源和扩大碳排放交易，还会大力推动循环经济并保护欧洲的生物多样性。

中国已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2019年，中国GDP比2005年增长超4倍，同时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了48.1%，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6.2亿吨，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达15.3%；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约占全球30.4%，新增量约占全球32.2%。这充分说明，中国正在走上一条符合国情的、兼顾经济社会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色、低碳和循环发展道路。

一场蔓延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广、危害程度之深的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经济社会秩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全球产业链被暂时打断，国际交往几近停摆。受疫情影响，中国一季度GDP下降6.8%，影响近千万人就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从困难加大到挑战前所未有，说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形势的严峻性；部署工作重点从“六稳”到“六保”，凸显了中央的底线思维。尽管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但我们仍在危机中育出新机，于变局中开出新局，将继续坚持新发展理念，通过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特别是中小城镇建设，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节能环保、新能源和循环经济等产业，实现绿色高质量复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继续采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百分之百兑现我们的承诺，为全球气候治理和绿色高质量复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离不开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中国的国情是什么？主要是自然、人口、经济特征，也就是自然资源、生态资产的空间禀赋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上世纪30年代，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提出了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即“瑷珲—腾冲线”，线的东南侧36%的国土居住着96%的人口。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演化，这一格局依然没有根本变化。进入21世纪，有学者对我国宜居情况的分析表明，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适宜人居的国土空间只占国土面积的9.99%，承载的人口占30%；而因地形、地貌、温度、降水等因素不适宜和临界适宜人类居住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戈壁荒漠，占据55.2%的国土面积，所承载的人口只有3.4%。这就是我国的生态资源禀赋。

中国发展阶段的最大特征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党的十九大提出“美丽中国”目标是，到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大幅减少，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2035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环境领域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实现，建成“美丽中国”。

国家要发展，人民要幸福，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需求。讨论气候变化不能脱离这个根本问题。各国发展的基本权利是明确的、同等的，不能让任何发展中国家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只过俭朴的生活；发达国家也绝不能指责发展中国家对发展的追求。面对双向挤压：既有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压力、又有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我们必须另辟蹊径，走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既对原有碳收集利用的拓展，更能提供更多生态产品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发展碳循环经济是必然选择。 内-容-来-自；中_国_碳_0排放￥交-易=网 t an pa i fa ng . c 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