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

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转型，完全不同于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阶段的转型，此时的内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要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调整发展战略，并采取综合性的对策思路。

　　第一，将经济增长速度降到合理区间，促进中国由高速、粗放型增长向均衡增长、可持续发展转变。显然，当年发达国家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模式不可复制，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道路也难以为继。长期以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过多地挤占了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使得中国很难实现发展方式转变。今后，要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出口，过度依赖工业增长，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当务之急是要下决心调低经济增长速度，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培养结构性增长动力，支持需求结构调整，实现由外需导向、生产型结构向内需导向、消费型结构转换;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发展服务业，实现产业结构由以工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变;支持资源要素结构配置和调整，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开发新技术，降低物耗、能耗和环境成本等方面，最终使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依靠科技进步的集约型转化;支持推进城镇化，实现社会结构由向市民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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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要为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培养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促进中国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过渡。无论是当前还是未来，扩大内需开拓国内消费市场，建立“消费型社会”，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当前，拓展和扩大国内消费市场有三条途径：

　　一是大力培养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层)。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它们在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之前，中产阶级群体已占人口的70%以上，而当前中国中产阶层占人口比重明显偏低，要将中国的中产阶层提升到70%以上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今后，必须加快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不断减少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要让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既快于政府和企业所得增长，又快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应充分利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给人民创造更多的增收机会，不断减少贫困人口群体，增加和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使得中等收入者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主体，成为扩大内需、拉动社会消费的主要力量和稳定社会的中坚群体。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tan pai fang . com

　　二是加快推进城镇化。如前所述，跨入高收入国家的第二个标志是城市化率超过70%。目前中国城市化率只有49.68%，其中还包括2.2亿人未落户城镇的农民工，属于典型的城市化滞后型经济。当前，要协调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消化过多的工业产能，就必须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同时，要提高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也需要农民进城集聚。同工业化相比，城镇化能创造需求，而工业化创造供给。今后，要通过制度变迁尽快促进农民进城落户，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对扩大内需会产生两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农民转市民能带来巨量消费，另一方面会对城镇基础设施和服务业带来巨大需求。今后5～10年，中国城镇化的重点应该是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加强和完善这些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其人口承载能力，增加对农民的吸引力。

　　三是着力提高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要消化巨大的工业产能，仅仅依靠城市居民和发达地区是不够的，必须培养和不断提高欠发达地区和农民的消费能力。可通过以下渠道来实现：其一，政府要向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增加大量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取消自筹配套资金，改善那里的生产生活条件，降低消费成本。其二，支持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居民增加收入，一方面鼓励他们积极承接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帮助他们发展致富产业;另一方面还要继续对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增加转移支付。其三。健全欠发达地区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从就学、就医、养老、救助等方面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第三，加快改造传统产业，支持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促进中国经济实现高端化、低碳化发展。

　　一是调整产业结构，不断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凡是高收入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都在60%以上，美欧许多国家达到70%以上。因此，服务业快速发展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为适应建立消费型社会创造供给条件。除了推进城镇化之外，还应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快速发展的环境，既促进服务业不断扩大规模，又支持服务业调整和优化内部结构。要从政策和体制改革上支持金融服务业、现代物流业、高技术服务业、高端商务服务业更快发展。要放宽垄断性服务行业的准入限制，鼓励民营企业进入电信、铁路、航空、金融、教育、医疗以及文化等行业，尽量形成多元化的市场发展主体。今后，为顺应人口不断向城镇集聚的趋势，应统筹协调城乡服务业发展关系，实现城乡服务业一体化发展，中国各级政府应该拿出像发展制造业那样的积极性，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支持面向城乡居民生活的商贸服务、旅游服务、家政服务以及文化服务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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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改变中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不断降低低端领域和环节的产出，增加高附加值、高加工度化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出量。在农业发展方面，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低残留、优质的农产品生产，不断提高农产品加工特别是精深加工比重。在发展消费品工业方面，应利用信息、生物、节能降耗、新材料等先进适用技术改造现有工业，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发展自主品牌。在装备制造业方面，要以高端化、精细化、信息化为方向，组织国家重大科技研究，实现关键核心部件和基础制造工艺的本土化，支持发展高档数控机床、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设备、节能环保设备、特高压输变电设备、节能高效农业机械等。

　　三是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发展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产业结构从重化工业化向高附加值化、高加工度化进而向知识技术密集化方向发展的关键所在，是实现产业发展低碳化、绿色化和智能化的重要支撑。今后，应充分利用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14]革新产业结构，调集社会力量，集中优势科技资源，积极推进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重构国家创新体系，制定财税、金融以及市场准入等支持政策，强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实施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组织实施重大产业应用示范工程，向关键产业领域投资，向研究开发投资，向科技成果推广投资。用3～5年时间，争取在上述产业的重点行业和核心技术、重大技术装备等领域取得新突破。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tan pai fang . com

　　四是积极推动能源供求结构调整。要放弃高碳发展道路，必须进行一场新的能源革命，着手研究、推广提高能源效率的技术和低碳技术，为低碳式增长提供资金、技术和制度援助。积极改变能源供给结构，不断降低化石能源的供给比重，鼓励向高效可持续能源领域投资，支持绿色能源技术革命，不断扩大生物质能源、风能、太阳能以及地热等的供给总量。引导需求结构变革，支持节能降耗，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充分利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包括税收政策、碳排放标准、用电门槛、市场准入等，提高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发展成本，将电力、煤炭、钢铁、水泥、有色、焦炭、造纸、制革、印染等重点行业的落后产能挤出市场。

　　第四，改变贸易结构方式，促进中国从出口导向向对外投资转变，从出口低端产品向出口高端产品转变。在中国产业走高端化、细分化之路的过程中，中国应该逐渐减少低端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加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辐射带动能力强的高端产品出口。同时，利用多年积累起来的资金和人力资本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自身的产业生产技术体系和国际商业销售网络体系。因此，要加快资本流出的市场化进程，取消对私人资本流出的限制，允许并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围绕资本流出的市场化，政府应提供便利化服务，并进行必要的管理。 本文`内-容-来-自；中_国_碳_交^易=网 tan pa i fa ng . c om

　　第五，加快推进体制改革，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转型创造制度条件。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意味着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获取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大变迁的时代，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城市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重将由少变多、中等收入者占全社会比重由少变多、国内消费占GDP比重由少变多。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更多的是适应“三少型”社会，为实现向“三多型”社会的转型，必须加快体制改革，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体制方面，清理和消除影响甚至阻碍经济社会结构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加快干部考核制度、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体制、国有企业体制、对外贸易和投资体制、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要素市场、人才培育和引进机制等方面的改革，鼓励社会创新，支持企业技术进步，引导经济增长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扩张实现，依靠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实现。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 t a npai fan 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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