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城镇化率已由17%发展到51.3%，城镇化人口达6.9亿。目前中国共有657个行政设市城市，而仅人口超过1万的镇就有2万个，这些镇的规模在欧洲已属于中小城市。 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首当其冲的是城市能源消耗急剧增加,排放量增加。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意味着巨大的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需求,能源总需求势必快速增加,主要的能耗部门为工业、建筑和交通。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大量的钢铁、水泥、电力等,主要还得依赖国内高能耗产业的迅速发展。中国城市近年的代谢量统计显示:城市消耗了全国钢铁的86%,水泥的75%,能源的80%;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国的90%,二氧化硫占全国的98%,化学需氧量占全国的85%。
此外,随着城镇化推进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消费方式的改变也给城市环境带来了更大压力。例如私家轿车的剧增、住宅面积的扩大、家用电器的升级等对中国各大城市交通拥堵、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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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相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我国城镇化的低碳之路注定要面临更大的挑战和更艰巨的任务，实现的路径也有较大差别。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和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指出，欧洲城镇化的时间进程相当缓慢，属于逐渐发展、一步到位的类型，而我国的城镇化则是快速发展之中有很多反复。比如，20世纪80年代设立深圳经济特区之时，只是按照80万人口规划，后来又按照100万人口，现在已超过1300万人口。
按照潘家华的分析，我国城镇化与欧盟城镇化所处的阶段也有本质的区别。欧盟的城镇化目前已具备成熟的模式，基本上处于维护状态，甚至还带有一定的萎缩性。因为它的人口相对来讲是稳中有降，经济适度集中。
“不管怎样，欧盟城镇化的框架已经定型，像伦敦、巴黎、柏林，500年前是这么一个雏形，现在是这样，可能100年以后还是这样。但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一样。”潘家华认为中国的低碳城镇化的持续性面临的挑战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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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长远规划低碳之路效率低
在城市化的大潮中，多个地方在低碳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但是，这一过程中依然有很多问题暴露出来，很多城市“摊大饼一样扩张”，出现了重复建设的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已有20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提出了建设低碳城市的目标，如保定、上海、
北京、杭州、无锡、哈尔滨等。从南到北，从西到东，低碳城市建设在全国已经蔚然成风。
据了解，不少城市在建设过程中都积极探索具有各自特色的低碳发展模式。例如，保定启动了“中国电谷”建设工程、“太阳能之城”建设工程、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办公大楼低碳化运行示范工程、低碳化社区示范工程、低碳化城市交通体系整合工程等6项重点工程，打造新型低碳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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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我国城镇经济的增长仍多以工业为主导的模式推进。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市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指出，尽管不少城市提出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但从目前来看，很多城市的发展仍然强调以工业为主导的模式。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要大量占用土地，使得城市以“摊大饼”的方式盲目扩张。
而“当城市‘摊’得越来越大，城市的能源供给、供水、排污的管道线路都要加长，公交线路、地铁线路也要加长，从而导致城市的建设成本不断上升，资源消耗不断增加”。城市空间的扩大，使得更多的人选择以车代步，
碳排放量与日俱增。
李铁认为，在城市建设成本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城市还需要通过增加工业投资和增加土地出让来获取工业税收及土地出让收益，以弥补城市发展的经济空缺。“如果我们的城市继续‘摊’下去的话，势必消耗更多的资源和能源，低碳化将沦为一句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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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规划和布局角度考虑怎样降低资源的消耗碳排放，显得格外关键。从这方面来讲，改变“摊大饼”式的空间扩张，提升城市密集度、建设紧凑的城市，增加步行空间，应该是当前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主旋律。
而针对各地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潘家华更多地强调政策规范的作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一般来讲规划应该一步到位，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换一任市长修编一次规划，修编一次规划就大迁一次。”
潘家华认为，我们还需要更好地去规划，需要一些根本性的改革，真正从体制入手解决方方面面的问题，这样才可能使得资源相对分散，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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