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上个月不幸因病去世。对此,我感到很意外,也很悲痛。就在2011年5月,奥斯特罗姆教授还访问北京,在访清华大学发表了题为“诊断社会生态系统”的精彩演讲,当时我主持了报告会,之后她还与我们公共管理学院的师生座谈。那时她爽朗健谈,神采奕奕,没想到一年后她就驾鹤西去,这是学术界的重大损失。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tan pai fang . c o m
奥斯特罗姆是一位卓越的学者,她在制度分析和公共政策、集体行动理论、公共资源管理、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影响。她和丈夫文森特(Vincent Ostrom)在1973年,共同创办了印地安娜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是誉满全球的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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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罗姆以研究自主治理而闻名于世,她倡导在政府与市场之外,要重视社会自组织的力量。传统的观点认为,诸如水资源、森林、草原这些公共财产资源会伴随着“公地悲剧”。为了避免公共财产资源的过度利用,需要由政府施加规制,或者实行资源私有化。奥斯特罗姆论证了公共财产资源可以通过用户自主治理得以有效管理,并提出了有效开展自主治理的理论,这是对人类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思想贡献。 夲呅內傛莱源亍:ф啯碳*排*放^鲛*易-網 τā ńpāīfāńɡ.cōm
在计划经济时期,主要由政府包办全社会的经济和社会事务。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同时中国社会规模和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目前中国已有6.9亿城镇人口,2.6亿流动人口,近8亿就业者,绝大部分是非正规就业,800万法人单位,仅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就达140万家,还有10亿手机用户,5亿多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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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已经是世界超级社会,远超过了由27国、5亿人口组成的欧盟,庞大得多,复杂得多,流动得快,变化得大。如何良好治理(简称良治)这样的社会,对我们来讲始终是巨大的挑战,也是巨大的机会。我们的确需要新思维、新理论,开放式地学习和吸收人类的一切有益的治理知识,充分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充分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有效利用社会的自组织力量,增进公共事务的管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实现共同富裕的宏大目标。这是当前和长远建立社会制度、改革社会体制、改善社会管理的应有之义。其中,我认为,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对于中国的社会建设非常具有理论参考价值和政策指导价值。
奥斯特罗姆的学术研究侧重于制度,她的许多工作旨在揭示制度与集体行动的内在机制,因而被誉为是制度分析大师。她致力于研究制度多样性,认为制度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一样重要。她强调不存在普遍适用的制度“万能药”,面对复杂的公共事务治理问题,无论是政府、市场还是用户自治,都是过于简单的药方,实际的有效机制可能是各种制度的复杂组合。我本人曾在20多年前研究中国国情之时就意识到,中国庞大、复杂和迅速变化,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相信改革,但不能迷信改革,自以为改革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解决,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这就是为什么我赞同她关于不存在制度“万能药”的观点。实际上,无论是社会的治理,还是自然生态的管理,既要解放思想,勇于改革,又要破除迷信,善于改革,因为政府不是万能的,市场不是万能的,自主治理也不是万能的,他们都会有缺陷,都会有失效,这就需要合作、互补、协调。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_碳0排0放^交-易=网 ta n pa i fa ng . co m
奥斯特罗姆关于制度的学术思想,对于我们如何理解“良治”(good governance)和实现真正的“良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治理的本质是实现公共利益,良治的本质是实现全体人民公共福利最大化。对中国而言,我们所理解的“良治”既包括清晰的目标(指“过河”),还包括实现的过程(指“桥”和“船”)。 夲呅內傛莱源亍:ф啯碳*排*放^鲛*易-網 τā ńpāīfāńɡ.cōm
从良治目标看,就是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30年构建共同富裕社会,2050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体到短期而言,就是实现《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的目标。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变迁,中国社会的治理正在逐步转向“良治”并取得良好的效果。以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供给为例,过去通常由政府提供,常常伴随着资金不足、低覆盖、低效率、低质量等情况。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中国近年来在一些公共产品的提供模式上进行了创新,由公共部门通过与私人部门建立伙伴关系来建设和经营项目或提供公共服务,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私伙伴关系(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PPP既能弥补公共资金的不足,又能充分发挥私营部门的高效率、低成本的优势。例如中国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工作,就是采取了PPP模式,由多种主体之间相互合作,形成了多元投资的重建局面,我将其概括为“国家决策、(中央)部门支持,地方(政府)主导,社会(公众主体)参与,市场驱动,(地方一对一)对口支援,国际援助”的灾后重建新模式,通过三年建设实现了世界最多人口规模、最大投资规模、最好社会效益的灾后重建。 夲呅內傛莱源亍:ф啯碳*排*放^鲛*易-網 τā ńpāīfāńɡ.cōm
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涉及很多领域,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始终是最重要的主题。她的研究揭示,人类要增进自然生态系统的持续性,包括牧场、林地、渔场、湖泊和地下水等,关键是要发展与经济社会背景、制度环境和物理条件相适应的治理机制。为此她近年来发展了系统诊断社会生态系统的理论,为探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之道提供了新的思路。
奥斯特罗姆的研究主题极为重要,旨在破解人类发展困境。二百多年来的工业革命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取得巨大社会进步的同时,早已经急剧地扩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差距。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全球生态危机,包括自然资源破坏、生态退化、环境污染,特别是全球气候变化危机。努力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绿色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议题。6月20-22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召开,世界各国的首脑齐聚里约热内卢讨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大计,其核心主题就是发展绿色经济和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框架。因而,奥斯特罗姆学术成果的现实意义尤为凸显。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网-tan pai fang . com
奥斯特罗姆在逝世之前,还在积极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贡献智慧。她认为,达成一个全球减排协议诚然重要,但是人类不必等待,个人、家庭、城市和国家各个层面可以自愿采取行动,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对此我深表赞同,事实上,中国虽然尚未承担温室气体减排的法定义务,但通过自愿行动已经为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做出重大贡献。“十一五”期间,中国积极开展节能减排工作,能源强度下降19.1%,碳排放强度下降20.8%,实现减碳15.5亿吨。“十二五”期间,中国又提出能源强度下降16%,碳排放强度下降17%的目标。当然,中国目前作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应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合作,促进全球减排协议的及早达成。
人类正迎来前所未有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创新绿色经济,实现绿色发展。中国应当成为绿色工业革命的发动者、绿色发展的引领者,通过科学发展、绿色发展,构建绿色文明,实现绿色现代化,为人类做出发展贡献、绿色贡献。中国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基本途径,是大力推动绿色创新和绿色改革,在经济、社会和生态治理的各个方面建立绿色制度、实现“良治”。积极吸收借鉴人类最优秀的文明成果,是中国创新绿色发展道路、引领世界绿色革命的必由之路。奥斯特罗姆的学术成果及其所代表的学派,是当代世界学术界重要的智慧结晶之一,对于世界和中国的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虽然她已离开人世,却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思想和理论,值得我们深入的学习、深刻的理解和永久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