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ESG投资和社会责任投资(SRI)逐渐成为实务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Larcker and Watts,2020)。据统计,遵循ESG理念的投资占全球88万亿美元资产管理的25%以上(Bernow et al.,2017)[1]。这一投资理念在中国也愈发火热,据彭博报道,截至2020年,中国有16%的资产管理公司将ESG作为投资中的分析因子[2]。2020年9月22日,习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二氧化
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
碳中和”,社会对
清洁能源、
绿色经济以及
绿色金融的关注度急剧上升。
学者们针对ESG投资展开了丰富的研究,这一领域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投资者会为了社会效益牺牲自己的经济效益吗?Martin and Moser(2016)对该问题做出了回答,他们利用实验研究的方法,发现当管理者披露绿色投资时,投资者会做出正面反应,说明投资者很重视绿色投资带来的社会效益,作者认为,投资者会在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国际顶级期刊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和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近期分别刊发了有关
绿色债券的文章,进一步回答了这一关键问题。其中,来自美国的两位学者合作完成的文章Where's the greenium?发表在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上,他们研究了投资者是否接受低收益率的政府
绿色债券?他们通过严格的匹配程序,对比政府同一天发行的具有相近到期日的绿色债券和非绿色债券,作者发现,绿色债券和非绿色债券的收益率和利差没有显著差异,投资者将同一发行者的绿色和非绿色证券视为几乎完全相同的替代品。
政府绿色和非绿色债券在定价上没有显著差异,那么公司发行的绿色债券和非绿色债券会有差异吗?来自美国的学者独立完成的文章Corporate green bonds发表在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上,研究公司发行绿色债券的动因。作者提出三大假说:(1)信号假说;(2)“漂绿”假说;(3)资本成本假说。在信号假说下,发行绿色债券是公司对环境承诺的可靠信号,投资者对参与环保的企业反应更加积极(Flammer, 2013; Klassen and McLaughlin, 1996; Krueger, 2015),发行公司也会注重改善其环境绩效。在“漂绿”假说下,发行绿色债券是公司对环境承诺的虚假信号,发行公司在绿色债券发行成功后并不会改善其环境绩效。在资本成本假说下,公司发行绿色债券是因为绿色债券的资本成本小于普通债券的资本成本,而投资者也愿意接受低收益率的绿色债券。作者发现:(1)投资者对公司发行绿色债券有着强烈的正向反应,对首次发行和第三方认证债券的反应更强烈;(2)发行方在发行后改善了其环境绩效(即更高的环境评级和更低的二氧化碳排放),同时伴随着长期和绿色投资者持股的增加;(3)同一公司发行的相似条款的绿色债券和普通债券的定价没有显著差异,说明投资者不太愿意为了社会效益牺牲其经济利益。总的来说,研究结果与信号假说一致,即通过发行绿色债券,公司传递他们对环境的可信承诺。
作为新兴且重要的领域,绿色债券这一话题在未来需要更加细致且丰富的研究,例如寻找更为干净的实验场景,提供更为精准的因果识别(Flammer,2021)。
[1] 来源: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private-equity-and-principal-investors/our-insights/from-why-to-why-not-sustainable-investing-as-the-new-normal
[2] 来源:https://www.bloombergchina.com/event-highlights/2021-china-esg-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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