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目前只能抵消最多5%的课税
碳排放,学者和业界人士认为,
碳信用不会削弱企业减排的动力。而且,我国设定了严格标准,大大降低了“漂绿”风险。
碳信用国际咨询团成员之一、新加坡国立大学自然气候方案研究中心主任许连斌教授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国际碳信用框架只允许企业抵消不超过5%课税碳排放。“框架确保了不会削弱企业减排的动力,努力减少排放仍是企业的优先事项。”
目前,
碳税涵盖我国制造业、电力、废弃物和废水处理大约50座设施,它们占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80%。新加坡202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4970万公吨。
业内人士估计,如果这些设施都利用碳信用抵消5%课税碳排放,新加坡每年需要大约200万吨碳信用。
淡马锡控股旗下的投资
平台GenZero首席执行官张俐伟受访时指出,如果购买碳信用的成本低于缴碳税,企业应该会购买碳信用来减轻税务负担。
张俐伟说:“有一些碳信用即使加上相应调整(corresponding adjustments)的费用,仍有可能低于每吨25元。然而,企业只能利用碳信用抵消最多5%的课税碳排放,他们仍须优先考虑减排,否则将须支付碳税。”
相应调整是《巴黎协定》第六条为避免交易两国重复计算的机制。例如,当A国向B国购买5吨二氧化碳当量的碳信用,B国须在国家统计中增加、而A国则减去5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张俐伟也指出,目前仍未有计入相应调整费用的碳信用完成交易,市场缺乏可以参考的
价格指标。一个可参考的例子是加纳,该国为须相应调整的碳信用征收每吨5美元(约7新元)费用。
今年6月,GenZero与AJA Climate Solutions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投资加纳的一个景观恢复项目。这个项目是以新加坡和加纳协商的碳信用转移执行协议为基础。
除了加纳,我国和越南的执行协议谈判也取得了实质进展。
在我国有办事处、总部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咨询公司安晟太(ACT Commodities)亚太区董事经理科雷迪哥(Federico Di Credico)受访时说,每个国家愿意交易哪些碳信用,以支持他国减排,关键在两国之间的谈判。
具体以越南和加纳来说,科雷迪哥认为,提高能源效率和再生能源项目最有可能被列入碳信用项目清单。
监管要求降低“漂绿”风险
针对碳信用的“漂绿”风险,科雷迪哥说:“就新加坡而言,由于使用碳信用的目的和公司可以用来抵税的碳信用类型都有明确的监管要求,因此大大降低了‘漂绿’的可能性。”
碳信用交易所AirCarbon Exchange(ACX)环境产品全球负责人范玮美则认为,从已发布的资讯来看,基于大自然解决方案的碳信用,最有可能被列入清单。
范玮美受访时指出,部分这类碳信用近期遭国际社会批评,但市场上仍有一些高素质的项目,例如俗称“蓝色碳信用”的造林、再造林和植被恢复(ARR)项目。这些项目利用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例如红树林进行碳封存。
范玮美也说,我国公布的标准或将成为其他司法管辖区参考的基准。“我们认为,这在规范和扩大
碳市场方面迈出了非常积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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