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税在OECD国家在1987年到1994年期间幅度增长了50%，然而环境税收收入相对国家税收总额仍然占比较小，许多欧洲国家正在采取或考虑税负从劳动力向环境资源转移，对产业竞争力的潜在负面影响和税收的累退分配效应是引进环境税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 [19]。Pearce(1992) 最早提出了“双重红利”，环境税的收入可以降低现有税收的税率，税收转移使得税收不仅能够带来环境收益的“绿色红利”，而且降低现存税制对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扭曲，进一步拉动就业促进经济增长产生“蓝色红利”[20]。Goulder（1995）分析了美国碳税的成本问题，他认为存在双重红利的“弱效应”和“强效应”，所谓弱效应是指税收收入可以用来缩减其他税种所造成的扭曲效应，对社会福利产生积极作用；强效应是指碳税不仅是无社会福利成本的, 相反能带来福利的净收益，比如拉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促进就业[21]。Terry Barker（1998）使用能源-环境-经济模型（energy–environment–economy model, E3ME）对欧盟的11个国家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碳税的征收带来减排效应和就业水平的双重红利，GDP也呈现出不同增速的增长（荷兰除外），其中最高增速为1.9%；由于欧盟国家不同的碳税税制和能源消耗结构，二氧化碳减排效应也不尽相同；同样，就业率也呈现出不同的增加态势，最大值为比利时的2.9%。
有学者指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分析环境税的双重红利效应：财政循环效应和税收干预效应，前者能够缩减其他税收造成的扭曲效应改进社会福利；后者会提高相关产品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失业增加，碳税的社会福利效应, 将取决于这两个方面效应的比较[23]，可是，环境质量提升带来的“绿色红利”却很难计量。Fraser和Waschik（2013）使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对双重红利假说进行了验证，使用GTAP模型对澳大利亚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当通过减少消费税循环利用环境税收收入时，存在明显较强的双重红利效。当碳税征收在生产环节而不是消费环节，这种效应会更强烈，这对如何定义碳税税基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网-tan pai fang . com
然而也有学者指出，环境税的双重红利效应并不是绝对的，是有条件限制的。Orlov 等（2013）分析了俄国碳税对行业部门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对双重红利假设进行验证，并考虑到了资本能否进行跨国流动作为条件限制，得出作为劳动税的替代品，碳税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且提升税收系统的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他们证实当资本不能够进行跨国流动时，双重红利很有可能发生的条件是：高弹性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对资本能源的高替代弹性、资本和能源的低替代弹性，如果资本能够跨国流动，环境税收改革带来的福利损失可能会很大。Bovenberg和Ploeg（1996）也认为总体上来讲，环境类税收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并降低劳动力的需求。 禸*嫆唻@洎：狆國湠棑倣茭昜蛧 τāńｐāīｆāńɡ.ｃōｍ
碳税是一个重要的减排手段，中国作为一个能耗大国也即将开征碳税。魏涛远等通过构建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CNAGE模型，发现短期内劳动力需求(就业率) 将下降；长期来看，在征税后2020 年的居民消费比不征税时有所下降，居民将遭受较大损失；与不征税比较, 全社会的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了，就业率也有所下降，居民收入也会下降[27]。张明文等分析了征收碳税对我国28个省市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发现征收碳税会扩大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收入分配差异，加大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28]。但是，也有学者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中国的资源环境下的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通过短期和长期的模拟，发现就业需求的趋势整体看来趋向递减，但是不同行业的就业人员影响方式不同，如果因地制宜采取合理的碳税循环利用，“双重红利”将会出现。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_碳+排.放_交^易=网 t a n pa ifa ng .c om
文章来源：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学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 t a np ai fan 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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