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国际局势似乎再度变得紧张而微妙,“一超多强”也在努力维系着他们之间局势微妙的平衡。而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也在不断努力寻求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这也就决定了在当今如此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为了维护本国利益,中国必然面临外交中的多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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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底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坎昆会议),标志着气候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重大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酸雨等全球性气候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安全与发展进步。 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 t a np ai f an g.com
但同时,我们应当清楚认识到,全球性气候问题不仅仅是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更是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利益平衡的问题。以2008年11月欧盟委员会通过的从2012年1月1日起将国际航空业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为例。表面上看,欧盟征收碳关税的行为是为了促使各大航空公司采用清洁能源,淘汰老式高碳排飞机以达到减少碳排放量的目的。然而事实上,欧盟这个表面单纯的所谓“环保行为”其实有着更多、更深层次的经济、政治因素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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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高额碳关税可以减轻欧洲债务危机的压力;有人说,碳关税是欧洲意欲以此主导碳排放市场;有人说,欧盟碳税的征收也是为了从某一方面削弱发展中国家航空业的国际竞争力。然而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欧盟的航空碳税征收问题在各国的共同抵制下变得尴尬而又无奈。
因此,如何在承担解决全球气候问题责任的同时,又要保护好本国的利益,成为中国“绿色外交”的头等问题。
首先,我们应当坚持《京都议定书》中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由于西方国家经济已经高度发达,采取各种清洁能源、清洁技术已不是什么困难的事。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现今经济实力还不够成熟,有许多工业的确存在污染现象,这也就为发展中国家所诟病,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承担与他们同等、甚至更高的责任,这是极为荒谬的。
我们应当看到,现今世界的环境问题主要就是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造成的。从工业革命开始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达到了95%;而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末,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仍然高达70%以上。因此,发展中国家完全没有理由为发达国家的污染行为买单,《京都议定书》的原则也必须得到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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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国应积极寻求“发达国家应当尽力帮助发展中国家节能减排”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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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应当积极为节能减排、保护全球气候做出贡献。一方面,中国应坚持自愿减排的行为;另一方面,中国应积极联合发展中国家,多方斡旋,发挥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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