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金融将更加有效促进低碳转型

 

从目前国内外的相关实践中，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转型活动的识别具体至企业行为层面。相较于绿色金融服务的主体是行业或项目，转型金融的触角延伸至企业层面，避免“洗绿”现象的发生。目前，G20转型金融框架对“转型活动”大体按照“分类目录法”和“指导原则法”进行界定。其中，“分类目录法”提供了具体的转型行为和技术标准，如针对建筑、能源、制造业、交通运输、信息5大行业的28种行为，对其碳排放强度、能源使用效率、转型技术路径都设定了技术筛选标准，是一种清单式、细化至企业行为的界定方式。而“指导原则法”概括性较强，仅在宏观层面要求转型活动符合低碳原则。

 

当然，在现有的绿色金融体系下，由于对“绿色”的界定标准、披露要求等还不够明确，金融机构对于经济活动中的“转型”活动或“棕色”活动还存在无法明确识别的情况。因此，进一步明确标准是转型金融能够继续发展的第一要务。

 

第二，转型金融对企业信息披露的要求十分严格。转型金融要求企业严格遵循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发布的《气候转型融资手册》中披露工作的“四项建议”，即经济主体的气候转型战略和公司治理、业务活动中考虑环境要素的具体方式、气候转型战略中的目标设定与路径依据、战略和治理活动中的相关信息透明度。这种信息披露的层面聚焦于企业活动，能够从信息角度及时测度转型金融支持的效果是否精准和高效。同时，通过披露信息能够测算转型效益的多少，“具有一定低碳效益但效益微乎其微”的活动不能被笼统地贴上“转型”的标签，避免转型金融范围过大，产生“洗绿”或“漂绿”的风险。

 

第三，转型金融提供了更多的金融创新工具。相较于绿色金融中常见的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主要投向环境效益、投资效益都俱佳的项目，高碳重资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可能已经有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和风险预警。通过银行或非银机构可能无法提供资金支持的项目，转型金融会提供类似股权基金投资、混合融资、债转股、风险缓释产品等，促进资本市场参与更加充分，对融资主体的要求也会更加严格，包括需要详细透明可行的转型计划，转型过程和产品需要披露得更加完整等。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已于2022年5月推出了转型债券，主要支持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等行业的产能置换项目，生产过程中的先进技术应用资金需求都可以通过转型债券得到满足。这就极大地拓展了金融支持的范围，最大程度涵盖行业的低碳转型过程。

 

第四，转型金融更加注重公平与安全。“非绿”产业向“绿色”转型势必将付出一定的成本，伴随着运行成熟的设备或工艺需要更新，已形成的生产消费体系被打破，但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导向下，转型太慢或拒绝转型意味着资产搁浅、劳动力失业，造成部分产业的退出，但这种退出很有可能是由于目前的技术、科技发展不足所致。转型金融工具能够结合产业的具体发展基础，划分“非绿”“棕色”“浅绿”“深绿”等不同类型，设计适应不同类型的金融支持工具，形成全社会各行业更加公平的转型。同样，全国不同地区和城市的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和就业已形成较为稳定的状态。例如，重工业立市的城市和沿海外向型城市，转型的基础和难度完全不同，前者的转型迫切性更大，对于金融支持的需求性也更强。城市层面的低碳转型将涉及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带来城市安全、城市能级的巨大变化，转型金融能够因势利导地提供与之相匹配的转型支持方案，形成具有地区特色的转型金融发展模式，这也对城市安全转型带来更多便利。

 

当然，转型金融还存在标准尚未统一的挑战，这也是未来提升我国标准解释影响力和气候话语权的重要机遇。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