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金融、绿色金融以及转型金融三者构成了新的金融生态

　　金融在这一过程中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王广宇：金融不仅服务实体经济绿色转型，也能加速实体经济的绿色发展。结合当前业务实践，金融支持绿色转型和实现“双碳”目标，主要有三个作用域：碳金融、绿色金融以及转型金融。这三者的尝试、调整、积累和发力，将构成新的金融生态——“零碳金融”。

 

　　碳金融主要指与碳排放权交易有关的金融市场业务。在这一领域，全球范围已不乏成功经验。比如，1990年，美国推出了预期覆盖全国的二氧化硫排污交易计划,即“酸雨计划”，并列入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交易范围。这一通过金融产品减少酸雨排放的措施，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数据显示，1990年，美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570万吨；而到2015年，排放量降低至220万吨。

 

　　碳金融市场在中国也已经起步。今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这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除排放权交易之外，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在碳金融衍生品、期货、质押融资领域中，都可能会出现一系列新金融工具。

 

　　绿色金融是一个相对成熟的领域，对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已探讨很多。多年来，金融监管部门出台了多项制度安排，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投入绿色金融领域。虽然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迅速，但存在两个深层次问题：

 

　　一是质量收益评估不清晰。比如，实务中如何界定绿色产业和绿色客户（绿不绿）？绿色评级有何差别（有多绿）？绿色企业是否一样绿、持续绿（绿多久）？此外，绿色金融的收益和成本估算也比较模糊粗浅，没有准确的匡算方法。

 

　　二是总体规模仍然受限。截至2020年年末，我国绿色贷款余额近12万亿元，但只占到我国银行贷款总额的5%左右。绿色债券的比重也很低，2020年，我国共有153个主体发行了218只绿色债券，累计发行金额2221.61亿元，约占同期全球绿色债券发行规模的11.9%，但只占同期我国债券余额的0.4%左右。

 

　　因此，相比金融存量而言，我国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的比重只有百分比的个位数，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

 

　　转型金融是值得重点探讨的一个新话题。金融部门应如何利用原则、制度、规范和流程推动产业的绿色转型，即实现转型金融。

 

　　本质上，转型金融是金融市场主体，针对气候变化提供的所有能减少或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主动调整性的主营业务行为，主要体现为直接融资部门的绿色权益导向的零碳投资行为，和间接融资部门的有减碳脱碳导向的可持续金融服务（可持续信贷及其他金融工具）。

 

　　转型金融的覆盖面广、作用周期长、实施难度大，也正因如此才凸显其重要性。2020年，全球排放约510亿吨准二氧化碳，工业（钢铁、水泥、塑料等）占31%，电力占27%，农业占19%，交通占16%，居住（温度调节）占7%，绝大多数是传统型非绿色产业的排放，如何对其提供零碳投资和可持续信贷，促进灰色和棕色产业“洗绿”“漂绿”“染绿”，最终扩大绿色经济的份额，是金融市场、机构和投资者研究转型金融面临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