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再次强调,要有序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积极发展
新能源。
应该说,降碳、环保、可持续发展的
绿色金融在我国已经发展迅速。据统计,截至2020年末,
绿色贷款余额近12万亿元,存量规模世界第一;
绿色债券存量8132亿元,居世界第二。
绿色金融的发展效果,基于供给端来看,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加多元、参与主体越来越多、制度规则不断完善;基于需求端我们则看到,绿色金融不仅与减少
碳排放、减少污染等指标直接相关,而且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效应对疫情,并且深入到金融机构文化建设中。综合来看,绿色金融理念在新形势下已经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切入点和“多边共识”。
当然也需承认,我国“十四五”期间的绿色金融发展仍然存在挑战,如绿色金融的概念与内涵界定不够清晰、业务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支撑、在发展路径上缺乏操作性强的政策与法律约束、配套中介服务体系不足、政策性与商业性金融支持边界不清等。
对此我们认为,在全面围绕碳中和推动经济金融变革的背景下,需要从以下六个视角来重新认识绿色金融。
一是国际政治视角。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一场大考,不仅对于经济社会影响深远,也是新形势下国际政治的共识“抓手”。实际上,全球已初步形成碳中和共识,据相关机构研究统计,截至 2020 年底,全球共有 44 个国家和经济体正式宣布了碳中和目标,包括已经实现目标、已写入政策文件、提出或完成立法程序的国家和地区。我国在差异中寻求共同点,以绿色发展为抓手,积极响应
碳减排号召,谋求多边发展,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因此,绿色金融发展的大局,离不开助力、服务、支持这一政治共识的总体原则。
二是社会与生态视角。对此,需进行多重目标的梳理与整合。如过去,曾经在此领域有非常多的理论概念,包括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循环经济、
节能减排等。现在,则需要从“碳中和”出发重新梳理与整合,看一下相关概念的逻辑关系是什么,怎样才能统一到新的发展思路中。再如,绿色金融支持碳中和,并不能只依赖“外力”约束,而要从社会与生态视角出发,最终要落到人文与文化共识层面,间接地对金融主体的行为产生内在道德约束。
三是经济视角。例如,必须要探讨在新目标下,银行信贷结构面向行业、产业、地区的调整,究竟带来怎样的影响,如何更有效地引导经济资源合理配置。再如,绿色金融与碳中和目标相配合,还需要考虑经济政策目标的优先次序问题,尤其对于就业、增长和稳定,需要充分权衡短期与中长期目标的协调,以及如何进行适度动态转换。
四是金融自身视角。需要思考三个方面的问题,包括:现有的金融体系如何更有效地支持与“碳中和”有关的经济活动;如何构建有效的
碳金融市场,即本质上是把与
碳市场有关的要素进行资本化和金融化;金融体系支持“碳中和”项目的风险控制,尤其是结构性冲击、产业风险等问题。特别需关注的是,绿色金融体系的核心要素包括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市场等,现有的“短板”可能更多体现在非银行金融机构服务和资本市场服务方面,如需要进一步探讨如何利用一级和二级资本市场,以及股权投资基金的作用。
五是机制设计视角。需要基于宏观、行业和微观等层面进行分析。宏观层面上,“碳中和”依然是传统理论的热点问题,在机制设计上需要将各方权利和义务进行有效匹配。行业层面上,完善绿色金融标准、金融监管、金融规则等,都是用外部变量来解决绿色金融活动中的治理机制矛盾。微观层面上,需要将“碳中和”目标分解,落实到具体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中,实现真正的“激励相容”与机制约束。
六是技术视角。一是充分利用金融科技来解决现有绿色金融“成本高、效率低”问题,从而既提高服务效果,又能为金融机构开拓出新的“蓝海业务”。二是全面分析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的“碳中和”问题。严格意义上说,并非所有的数字经济模式都是绿色、低碳、低能耗的,这对绿色金融产生了更复杂的影响。同时,伴随着加密数字货币、Defi等去中心化金融的发展,数字金融模式也衍生出更复杂的形态,其自身如何实现“碳中和”也是绕不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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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涛(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
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