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英哲：推进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

北京4月25日电 （记者王镜榕 视频报道 姚晨龙 刘志洪 苏乐）聚焦“防疫常态化如何决胜脱贫攻坚？”，中宏论坛战疫系列研讨活动（第二场）近日召开。

 

 

　　国家粮食安全政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方言，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首席顾问刘以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证券日报社常务副总编、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董少鹏，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副院长史英哲应邀参加本次活动并主题发言。

 

中宏观察家史英哲就疫情下切实推进金融与我国实体经济的有机融合，对中小微企业走出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等课题提出建议。

 

　　以下是发言实录：

 

　　主办方希望我谈谈风险管控与要素市场化。这里边实际上有几种风险。第一个风险就是金融风险；第二个是经济风险。结合当前还有医疗卫生风险，最后是社会风险。我先说一说金融和经济风险。

 

　　在这种大的疫情背景下，实际上我们的疫情发生还是有两个大背景，当然跟这个疫情没有直接关系。我们说它们是独立的，这第一个大的背景是什么？实际上是全球化现在经受挑战。第二个是什么？当前的贫富差距，也就是社会分配，也到了一个难以为继的状态，导致需求比较有限。因为贫富差距问题导致需求有限，这时候又有了疫情，疫情的冲击实际上在加速前面两个，一个是逆全球化，一个是贫富分化产生的社会问题和现象。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那么，对应的金融风险是什么？第一个金融风险就出现金融坏账。我们的金融企业，在这种大背景下，如果他的金融资源注入到一些没有可持续性的企业和行业中，虽然我们可能度过一个比较艰难的谷底。但是，后面有可能又会迎来一个深谷。也就是说金融企业出现大量坏账，最后使得金融企业资不抵债，从而导致金融行业流动性问题，金融很难为实体企业进行输血，最后引起金融危机。

 

　　第二个金融的风险也需要考虑到，就是金融不愿意贷。刚才刘老师提到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是个世界性问题。我们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我们试图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通过各种各样努力，努力了很多年实际上跟我们的期望依然还有很大差距。国家鼓励贷款，银行却不愿意给中小微企业贷款，结果怎么样呢？金融资源最终依然没有流向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最后流向什么？流向国有企业流向地方政府，导致国有企业、地方政府负债率上升，以及同时它的资金使用效率比较低，从而产生一个系统性的风险。这是我们讲金融的风险的两种体现。

 

　　这里边市场化就很重要。我们怎么能够使我们的金融政策比较符合市场的运作方式，能够让市场去接受？我想这实际上是监管层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尤其需要去考虑的，比如说不愿贷的问题。

 

　　我们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出现过，信贷员把我们银行信贷最后一转手，进入到私人口袋。所以，最后我们在强化银行监管的时候有了贷款责任制。贷款的这种终身责任制的确明显减少了不良贷款的问题。但同时也抑制了银行对中小微企业贷款积极性或者意愿。

 

　　那么，我觉得这里边不愿贷，实际上我们要理解市场，这里面我说的市场即银行、银行家们为什么不愿意贷？我们还是要尽量去理解他们的困惑。

 

　　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需要考虑并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市场化的领域就要给予一个比较市场化的激励；或者符合市场逻辑的惩罚。我们是不是要不良贷款的终身责任制？

 

　　我们讲不良贷款的终身责任制，实际上我们去看，有些银行会出现很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一些银行在一些地方出现重大事件，但是，相关的行长们并没有受处罚。尤其是像大省行，大城市的行长们并没有受处罚。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基层业务行长们，指标压力重重，压力下即使感觉有很好的项目，也不敢去贷，把手脚给捆住了。所以，我说这是我们怎么去理解市场，把一些制度给他理顺了。

 

　　这是不愿贷中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要尊重市场的一些担心或者考虑。

 

　　不愿贷的第二个问题。现在为什么很多金融企业或者银行不愿意贷，我们可以算一算，银行的负债端，大银行要好一些，大银行大概两个点的负债成本；但中小银行的负债成本大概在两个多点、三个点，甚至更高。那么，我们加两个点的息差，对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放贷端，很自然就到了5个点、6个点，甚至更高。

 

　　所以，这里边就存在着怎么让银行愿意给中小微企业进行贷款，并且是便宜的资金。这里边我认为需要降低银行的负债成本。降低负债成本其实并不见得就一定要降低存款成本。因为降低存款成本也比较复杂，存款也有涉及到跟老百姓有关系，以及涉及到我们的货币基金等等问题。

 

　　那么，我们怎么来降低存款成本？现行监管中，当局实际上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说像专项贷款，再贷款，降准，实际上它都相当于在降低银行的负债成本。

 

　　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力度更大一些？以及我们是不是可以更有针对性一些？因为我们在强调扶贫的时候，我们在强调中小微企业的时候，其实，我们这时候就要看到底是哪些金融机构，哪些银行在更多的服务他们？对应的我们就要把流动性或者把这些政策注到这些银行去。

 

　　这实际上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从金融风险上，我希望我们这方面政策能够更丰富，更有针对性一些。

 

　　当然，我们现在也做了很多事情。今天上午银保监会答记者问，详细介绍了这几个月的一些政策进展，很多政策还是有针对性并取得不错的效果。

 

　　下面讲讲经济风险。我想经济风险更多是什么？经济下行以及我们社会经济或者说产能配置问题。会不会我们采取一些措施最后使得落后产能更加过剩，这是值得去考虑的。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新兴产业得到发展？这也是需要去考虑的。

 

　　我举一些数据，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出来之后，我觉得很有意思，受冲击最大的几个行业，一个制造业，还有一个是批发零售行业。如果我们去看我们银行的不良率，我们去年出了一个上市银行的分析，如果我们去看上市银行的不良率，恰恰是这两个最受冲击的行业，制造业跟批发零售业最容易出现不良率。

 

　　这说明什么问题？我想，这其实说明，疫情不是导致质变的诱因。疫情某种程度是加速我们经济转变或经济变化的一个诱因。像我们的制造业，实际上在2018年，在2017年，它的不良率都很高，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制造业的确有很多产能已经逐步的不行了。那么，我们的批发零售行业，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模式。后来在疫情冲击下，这两个行业受到震荡都比较大。

 

　　我可以给大家一些数据，在2018年国有大银行的制造业不良率，实际上是在5.89，将近6个点，批发零售业的不良率在8.86。

 

　　这里面，我想我们可以把疫情冲击放在经济转变大背景下来理解。疫情一方面让企业产生流动性的问题，我们需要救助这个流动性困难；另一方面，我认为是疫情冲击带来更快速的淘汰过程，这种情况就要慎重对待，这里面要注意我们的政策，一定要避免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房地产，我们对房地产的控制，使得在限价后出现很好的地、很好的位置，最后建成的房子质量很差，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

 

　　那么，很差的房子在未来几十年里面给居民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都会很多。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避免对更好更优质的房地产企业，或者高品质的住房进行一刀切？

 

　　我觉得这实际是我们在面对这些冲击的时候，怎么能够避免一刀切方式最后导致劣币驱除良币？这是我们讲的经济风险与风险防控以及市场化之间的关系。

 

　　另外，我们这几年经济风险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才说到一个杠杆率的问题。我们都说杠杆率很高了，都说我们需要国家来加杠杆，我们都说我们的金融有各种乱象，但是，实际上我们又说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它的收益率很低，但我想问，我们老百姓们能不能把我们的存款转化为比如说高速公路的投资，比如说一些水利工程的投资？其实很多混改项目，对老百姓来讲收益是很好的。石油管道收益至少7%，京沪高速的收益也很好，为什么老百姓参与不进来？所以说，是不是居民的财富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最后，只有让居民财富进入资本市场，进入证券市场，这实际上对应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大胆的对金融行业、对社会投资进行改革？我们有没有必要去坚守200人的限制？能否让一般老百姓参与到国家或地方政府的重大项目中，享受到亿万富翁们瞧不上的七个点八个点的投资回报？我们居民的金融财富有160万亿以上。这里边大家出个几十万亿的钱来建设，来帮助建设我们的基础设施太容易。让老百姓来投资参与身边的重大项目，实现民生民享不是挺好的么？

 

　　另外，我们讲经济风险，中国的“老基建”真的即将走到了头吗？

 

　　我想还远远不够，我们去马上要成为自贸港的海南，穿中线的高速原来只有一条，今年刚加了一条也只有两条。我们再看一看，穿过江西的大广高速公路，大部分路段是两车道，它能满足大家的需求吗？满足不了。所以，实际上我们的基建的潜力依然空间很大。所谓的投资收益率问题，如果你引入资本只考虑到那些亿万富翁，他们是瞧不上的。但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理解市场的广大主体，考虑广大老百姓的投资意愿，把它门槛放开，我想这就没有问题了。

 

　　时间关系，这一块我就不展开了，但终归我们讲上“杠杆”，我们搞基建建设，我认为空间依然很大。

 

　　我再举一个过去的典型案例，供大家参考。在我们讨论三峡工程的时候，当时也有很多人说，我们的三峡工程从投资回报来讲是很难平衡的。但事实证明如何？我们三峡工程现在已经是一个印钞机了，从经济效益来讲非常可观。当然，还有很大的社会效益。这是讲我们的基础建设，我个人认为空间依然很大，不管是新基建，还是所谓的老基建包括高铁、轨道交通，高速公路、水利工程等空间都很大。

 

　　第三个风险，我想说卫生或者医疗卫生风险。疫情的发展，主要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出它实际上还是一个医疗卫生的风险管控，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人员流动，是不是一定要一刀切？一点都不能动？如果去对比，我们看，其实各省包括广东等等，其实政策差距很大，但实际效果差别并不大，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借鉴一些？在这方面可以稍微大胆一些，用更多工具来进行管控，而不是简单一刀切？

 

　　最后，还有社会风险，包括我们的扶贫，也包括我们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我想，扶贫更重要的还是要让我们的扶贫脱贫更可持续。这里面不仅仅是通过一个产品，我们买就是了，今年一下子就脱贫了。我们不仅让他这两年脱贫，我们怎么能够让他未来持续的脱贫致富？这里边就要有脱贫的意识，要有脱贫的能力，最终才有可持续的、脱贫的产品，以及市场的竞争力。

 

　　因此，我们要在贫困人口的意识跟能力两点上加大投入，对应的教育，基础设施，以及相关领域都要进行大量投入，最后一定会获得回报。

 

　　实际上，社会对贫困人口的每一块钱的投入，社会回报都是远远高于投入的。

 

　　另外，就是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这也涉及到基础设施建设，更涉及到“执政为民”理念的落实等问题，时间关系就不详述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