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副市长殷勇：将建设面向全球的碳市场 积极开展新型绿色金融工具

 

在殷勇看来，绿色金融是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资源节约、高效利用而提供的金融服务。目前，全球绿色债券累计发行量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等7部委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以来，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迅速，政策支持体系、产品创新体系、标准认证体系等都得到不断的加强和完善。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发行国，绿色信贷规模超过10万亿人民币，不仅为实现绿色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也为全球绿色金融治理扮演了引领的角色。

 

“金融是资源配置的工具，要实现绿色发展目标，我们的资源要从高污染、高耗能、高碳行业配置到绿色、低碳、无碳的行业”，殷勇称，在转换过程当中存在两方面的障碍：一是从成本上看，采用清洁能源的成本高于化石能源成本；二是从外部性上看，高排放、高污染的负外部性没有充分地反映到成本中，而清洁能源的正外部性没有反应到相关的收益中。“虽然随着技术进步，清洁能源成本在不断地降低，但是单靠市场的力量仍然难以实现这种资源配置的转换”。

 

殷勇介绍，过去围绕克服上述转换障碍，解决的思路主要有两方面，一种是约束性的。比如赋予企业碳排放的额度，超过配额就要支付费用，通过碳交易将碳排放的外部成本显性化。但是由于各国没有达成强制性的承诺，也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这种机制是软性的。所以，各国的碳市场一直没有发挥主导的作用。二是倡导性的。比如倡导金融机构采纳并实行赤道原则，践行EGS理念，这些倡导性的措施同样没有约束力，同时甚至会被滥用，成为企业营销的噱头，造成洗绿、漂绿等问题。在其看来，仅仅通过这些措施，也无法实现我国碳排放的目标。因此，我国提出碳排放目标的重要意义就是使得约束成为刚性，碳排放的路径更加清晰、明确、具体化，这将给绿色金融发展带来巨大的空间。

 

第一是形成巨大的碳交易市场，碳排放将成为生产要素中的重要部分，碳市场将成为与股票、债券、外汇、商品一样的重要的市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将可以更有效地充分地发挥，促进资源向环境效益更优的行业聚集。

 

第二是绿色风险的分析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对企业而言，企业生产经营的可持续性、盈利模式、核心竞争力等方面都可能面临根本性的改变。“那些碳排放强度大、无法完成技术转换的行业或者企业邮可能会被淘汰”，殷勇认为，市场对企业未来现金流的预期也会发生改变，对企业的估值会发生相应的调整。对金融机构而言，资产的质量可能发生变化，一些原来安全的资产可能会变为不良的资产，这些不良资产不是由于信用风险产生的，而是由于气候、环境的风险因素所带来的，气候风险的计量变得更为重要而紧迫。

 

第三是监督执行评估的机制会进一步地加强。碳排放量要通过一定的计量手段显性化，从国家层面要通过对各类能源消耗和利用进行更精准的统计，使得碳排放的总量更清晰、更加明确。从微观层面对各类主体的碳排放的计量、监测、评估、执行的机制要更加全面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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