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易碳家了解，我国的碳排放权区别于国外的“温室气体排放权”。2005年2月16日，旨在控制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第一阶段（2005—2012年）该协议只对发达国家碳排放作出限制，并不要求我国减排，后来因碳减排在发达国家存在技术瓶颈和逐渐增高的成本，灵活地发展了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京都议定书》第12条阐释的CDM，允许工业化国家的政府或者私人经济实体在发展中国家开展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并据此获得“经核证的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简称CERs），亦即获得碳排放权。发达国家可以用所获得的CERs来抵减本国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因此，许多发达国家的企业、基金或政府纷纷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寻求与发展中国家的CDM项目合作，目的在于顺利实现《京都议定书》中量化的减排目标。这也得到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他们希望通过CDM项目合作，能够吸引新的外国投资，促进技术转移，同时从技术和经济的角度为各部门制定未来的减排策略提供信息支持。也正是因为CDM机制的颁布，才把发展中国家也纳入减排阵营，使得碳排放为我国带来了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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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我国的碳排放权实质是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通过CDM项目产生的。所以，我国的碳排放权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对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存在着很大争议。 （易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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