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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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刘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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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 本`文@内-容-来-自;中_国_碳排0放_交-易=网 t an pa ifa ng . c om
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耿涌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 t a npai fan g.com
1+1有时候远远大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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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10日,国际期刊《自然-气候变化》网络发布了题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亿吨差异》的文章。文章指出:2010年,基于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所得的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为76.93亿吨,而基于中国大陆30个省市政府发布的数据计算所得为90.84亿吨,14亿吨差异的数据相当于世界第四排放大国日本一年的排放量,全球总排放量的5%。 本`文@内-容-来-自;中_国_碳排0放_交-易=网 t an pa ifa ng . c om
文章一经公布,国际媒体频频引述,各方对该研究结果表示震惊。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_碳+排.放_交^易=网 t a n pa ifa ng .c om
“这种差异已存在多年,早在2000年国际学者就有相关报道。我相信也有专家发现了类似现象,但是我们课题组系统计算了差异值,并在国际主流学术期刊发表。”文章的通讯作者耿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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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亿吨还是90亿吨?中国碳排放数据是否失真了?南方周末邀请了上述文章的通讯作者——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耿涌、博士研究生刘竹,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发表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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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对于研究中提到的14亿吨碳排放的差异,各位是否感到意外?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tan pai fang . com
耿涌:普通人觉得意外,我们一点不意外,我们给沈阳市做的两次碳排放计算时,就已发现差距非常显著。
邹骥:我们也做过计算,结果类似。将中国这个迅速发展的庞大经济体的统计做好,确实不容易。这在能源统计中已经被视为长期存在的事实,中央政府技术官员在规划和分析时常年都是按照地方和国家的两个口径开展工作。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tan pai fang . c o m
姜克隽:这个研究在学术上并没有创新之处,这种对比在许多年前就有过,国际上搞能源研究的人许多也知道中国的这种情况。此文只是让不搞能源的人比较吃惊。2000年之前,国外就曾质疑中国的GDP数据,后来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的研究认为,分省和全国的GDP数据都是可信可靠的。因为根据中国目前的统计口径和数据来源,这样的差异在统计规定范围之内。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tan pai fang . com
南方周末:为什么我国的国家和地方的能源统计数据存在如此明显的差异?
耿涌:我们的研究认为主要是能源统计报告中,煤炭消费量里尤其是洗煤制造业的统计出现了差异。导致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小企业的数据统计不全,导致国家数据偏小;二是地方为了契合GDP数据而多报能源数据。
姜克隽:各省的数据有重复计算,有的企业总部在这,分部在那,总部报一次,分部报一次,很难分离。还有省之间的能源调入调出也难以统计,一辆公路货车从山西运煤到江苏,但是江苏没有统计。所以我们拿国家的数据作为标杆,因为除了走私之外,全国的产量和进出口量可以控制。此外,我国统计的都是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小企业用煤、民用煤都是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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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实际操作中,计算全国的碳排放应该采用什么数据和方法?我国的碳排放数据以何为准?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tan pai fang . com
邹骥:地方和中央的利益诉求有差别,从统计体制上看,各自有各自的角度、数据渠道和统计样本,可以理解为是以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反映中国的现实。哪个更准确,不好说。
姜克隽:中国的碳排放一定要以全国的能源平衡表、能源统计数据、行业数据,以及技术参数为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直接来自企业,不是通过省级数据加和得到。排放系数上,我国的煤炭没有充分燃烧,用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排放系数会导致碳排放偏高,计算时要分矿井来源、行业、热值等等。研究可以分析省级和全国误差,但是不要误导大家,认为省级和国家的数据都可以用来计算全国的碳排放清单。 夲呅內傛莱源亍:ф啯碳*排*放^鲛*易-網 τā ńpāīfāńɡ.cōm
我们正在编制《中国气候变化第二次国家信息通报》,包括排放清单报告。这才是经过核实的全国数据(国家信息通报是指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即使不具有减排任务的国家也要在发达国家提供资助的条件下,提供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和减缓措施等国家报告)。 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 t a npai fa ng.com
刘竹:我们的研究中,所有数据及方法选择都基于完全透明、公开的来源。全国和各省的数据均来自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能源平衡表》。采用IPCC的核算方法和国内修正的排放因子。我们区分了18种不同的燃料,包括5种不同类型的煤,并分别采用了分行业部门的热值、含碳量及氧化效率。这些值和中国上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中国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1994》中所采用的值一致。
南方周末:对于研究中提到的地方和中央的这种数据差距,是否会对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产生影响?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网-tan pai fang . com
耿涌:这将对后京都议定书中全球的碳减排量的确定和分配造成重要影响,同时也将影响中国向各省分配碳减排量以及国家碳减排政策的制定。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网-tan pai fang . com
刘竹:首先,由于基础数据存在较大误差,“十二五”期间各省碳减排指标的分配合理性需要重新考量。其次,如何科学、定量的评价碳减排的效果。第三,由于中国在气候变化行动中拒绝了发达国家提出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原则,该结果会增加中国政府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压力。
姜克隽:没有什么影响,我们的依据还是全国的数据。唯一的问题就是国内碳交易时如何分配各省的总量,在分配40亿吨标煤的能源指标时就存在类似的技术性问题。更严重的是电的调入调出,例如北京用了山西、内蒙古的煤,如果排放算在内蒙古头上,会鼓励大家更多地调入电。
南方周末:对中国的碳排放数据统计方法,有哪些建议?
刘竹:我们的研究提出4个具体建议:增强统计体系的公开性和系统性;加强小煤矿和个体发电设施的统计和管理;系统调查中国煤炭利用现状并且建立分地区和分技术类型的排放因子数据库;运用遥感测量等多种手段辅助测量碳排放量。 夲呅內傛莱源亍:ф啯碳*排*放^鲛*易-網 τā ńpāīfāńɡ.cōm
邹骥:国家和地方的详细核算过程,要么就是透明度不够,要么就是我学习的不够,这个过程我始终都没有掌握过。有必要公布算法和取值的过程,这才能增信释疑。 禸*嫆唻@洎:狆國湠棑倣茭昜蛧 τāńpāīfāńɡ.cōm
姜克隽:我国的碳排放数据统计体系正在构建过程中,主要还是依据能源和土地利用数据。全国的数据依赖已经有的计算排放清单的方法和数据体系,省级排放清单可以通过数据统计的重复性,采用更多统计途径,提升省级能源数据支持碳排放清单计算的力度。在现有状况下,可以检测省级数据的连续性。从能源统计和排放清单的计算来看,未来需要更多的能源统计制度提升能源数据的质量。
(发改委能源研究所高级顾问周大地、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中国能源与气候项目主任涂建军、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研究员曲建升、南方周末记者袁瑛、谢丹亦有贡献) 本文`内-容-来-自;中_国_碳_交^易=网 tan pa i fa ng . c 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