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土成山,风雨兴焉。个人购买
碳交易指标对
节能减排的意义即在于此。然而必须看到,我国目前个人
碳交易的规模尚小,仅仅停留在起步阶段,个人碳交易市场的发展仍然任重道远。
2011年,贺小雨(化名)用兴业银行的信用卡消费积分购买了2吨的碳交易量,这些积分可以抵70多元钱,虽然同样的积分还可以兑换该行赠送的其他礼品,但她却没有那样选择。
“公众个人也应该为全球气候变暖承担应有的责任。”贺小雨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她通过
北京环境交易所提供的标准,计算出自己一年的衣食住行等活动大致要排放两吨左右的二氧化碳,所以就用积分兑换了两个交易指标,作为对自己活动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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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自从2010年1月28日北京环境交易所与兴业银行联合推出中国低
碳信用卡以来,目前,在该所购买
碳指标的个人已达到数万人次,贺小雨就是其中的一员。
“我国有十三四亿人口,如果把每个人的力量会聚起来,就能形成巨大的合力。如果每个人购买1元钱的减排指标,将会是一个庞大的减排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个人购买碳交易指标对节能减排的意义即在于此。然而,李佐军同时指出,我国目前个人碳交易的规模尚小,仅仅停留在起步阶段,个人碳交易市场的发展仍然任重道远。
有场无市
从初始意义上讲,每一个单位
碳减排的权益均对应一个行为,而不会凭空产生。就像黄金和白银对应的是其价值,个人购买的碳交易量一定对应着某个减排行为。这个减排行为可以是某地增加的森林植被,也可以是某个企业或者个人节约的能源。相应的,卖方用获得的碳交易款可以进行更多的减排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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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操作,可以从
碳汇和减排两方面加以理解。从
碳汇的意义上说,如果一个农民种了一棵树,产生的碳汇形成两个单位的权益值,这样其他人就可以购买,农民就会产生积极性,从而种更多的树;从减排的意义上说,比如一家污染性的企业采取措施后使二氧化碳排量减少,假设一吨二氧化碳可以产生10个权益值,另外一家企业购买了这些权益值,那么前一家企业就会得到10个权益的钱,它就会进一步加强减排行为。
市场要有交易的对象和交易的行为,个人参与交易就是一个重要方面。“个人碳交易就是个人通过碳交易所的
平台购买这些权益值。”李佐军解释说。
个人购买碳交易产品对于促进碳交易市场发展有重要意义。碳交易市场是一个国家节能减排的基础平台,如果碳交易发展受阻,节能减排就少了一条重要的“腿”。这在我国主要靠行政手段推动节能减排的现状下显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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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购买碳交易不只局限于经济意义本身,因为这种行为还可以促进个人自觉形成低碳、
绿色的环保意识,从而产生连带效果,推动更大范围内的碳减排。也就是说,就目前而言,个人碳交易更多地体现了个人的社会责任感,而不是经济行为本身。
然而,目前我国节能减排主要依靠企业、政府以及社会组织的力量,个人碳交易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内碳交易所的个人碳交易大多处于“有场无市”的局面。
据统计,目前在北京环境交易所进行个人碳交易的注册用户有近28万人,但是购买碳指标的个人仅有数万人次。
个人购买碳指标,可以抵消一年来其在工作、生活、旅行等过程中产生的
碳排放,进行
碳中和,甚至达到零排放。“现在很多人还不了解这个事情,已经注册的人虽然知道这些事情,但是很多还没有购买。”北京环境交易所总裁助理毕建忠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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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缺乏引力
“现在,我们在跟银行合作使用消费积分兑换碳指标,因为这些积分对很多人来说用处不是很大。”毕建忠介绍,如果把这些个人权益和零散的资金用来兑换碳指标,将能够产生更大的效益。交易所还为购买碳指标的个人建立可以下载的电子证书,通过建立电子荣誉档案的方法吸引个人购买碳指标。
“但总体看来,效果依然有限,仍缺乏相关的激励机制。”
就企业减排而言,如果政府每年分配给企业500万吨的碳排量,但是企业只用了400万吨,虽然这些排放权是无偿获得的,但是企业可以把节约的指标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易,这实际上是政府在进行间接补贴。例如我国的排污收费,收来的费用最后还是返还给企业进行污染治理。
“但是对于个人来讲,老百姓购买了排放权,如何鼓励他们进一步节能减排,还需要完善激励渠道。”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吴力波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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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提高个人碳交易的积极性尚需相关激励机制。“这就像献血一样,献血以后可以无偿用血,对捐献的人来说就有好处。”同理,在鼓励个人碳交易方面,能否设置一定的激励机制,吸引更多公众承担社会责任,仍是值得探索的问题。
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制度设计让参与碳交易的个人从综合效益上“得大于失”,个人碳交易才能可持续化,因此制度设计和政策支持成为推动个人碳交易发展的重要的前提条件。
“如果把个人碳交易跟个人荣誉、获得的贷款或者其他福利的优先权关联起来,那么就有更多人抢着去做。”李佐军举例说,碳交易可以促成个人信用记录或个人社会责任累积,累积到某个阶段的公民,在获得贷款或者社会福利帮助的时候具有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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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而非交易
李佐军认为:“在一个完善的碳交易市场,个人碳交易应该跟购买股票、债券、有价证券或者权益证券一样,碳排放量也可以成为有权益的商品,可以
买卖,具有流动性。”
对个人而言,在资金充裕的时候,个人碳交易产品积累得越多越好。当他需要用钱或者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可以先出售一部分额度套现。这样做虽然他本人的自有量减少了,但是其他人的量却增加了,彼此都可以得到相应的好处。
当然,这样的交易行为能否存在,取决于更好的制度设计。
同时,碳交易不应该局限于个人与个人之间,还可以与所有的交易主体相对接,个人甚至可以卖给企业、政府、国际投资者。
然而,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碳指标能够变成具体的权益。碳指标变成权益后就具备了通用性,市场本身可以为之定价,进而可以买进卖出,即把个人参与碳减排的愿望变成一种可交易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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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权益是多少吨标准煤或者是多少吨碳,可以换算成大家公认的可交易或转让的符号,但是这个符号背后一定是实实在在地减少了多少吨碳。”李佐军说。
然而,当前我国的个人碳交易仍然停留在购买碳交易产品的层面上。在市场上,个人实质性的交易活动并没有发生。
“现在,个人购买的减排量都是通过国际VER(自愿性核实减排)标准认证的,可以抵消个人的排放。但是个人之间还没有实质交易,也缺乏相关的管理办法。”毕建忠说。
有关
专家指出,碳交易本身属于能源商品交易,能源商品交易有现货之间的交易,也有期货之间的交易,但我国目前的个人碳交易只是一种购买行为,还算不上交易行为,但未来有转变成交易行为的可能性。
同时,即使将来个人碳交易转变成为一种交易行为,也只能是现货交易,而不是期货交易。这其中有市场发展的因素,主要原因还在于它与股票有本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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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建忠介绍,目前在非强制性市场上,想做成有一定获利空间的个人碳交易仍然非常困难,这种情况只有在强制性市场上才会出现。因为强制性市场是指有总量控制的交易市场,而总量控制主要针对高能耗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必须购买一定的碳排放额度来抵消二氧化碳排放。
“个人是否可以参与其中现在还不好说,但现在讨论个人碳交易的获利还有点早。”他说。
亟待市场完善
“从欧洲
碳市场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碳排放控制的未来趋势还是要从企业开始,以工业企业和能耗大户为主,逐步推进,我们应该比欧洲走得更谨慎些。”吴力波说。
对中国来说,目前二氧化碳的排放主体主要还是工业企业,政府正在对具有一定生产规模、耗能比较严重的企业进行不同的碳排量设置。普通百姓并非排放主体,对他们采取强制性措施购买排放指标,显然不是一种理性和公平的选择。而通过加强环境教育与宣传,让公众认识到二氧化碳排量过大的危害,从而提升环保意识,仍是一项长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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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社会主要能源供给还是以电力为主,最大的碳排量主要集中在冬季供热、夏天使用空调,因此提倡电源结构清洁化,推进“绿电”发展,提高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将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毕建中说:“以往我们只是寄希望于省钱,比如少购买一件衣服,少开一会空调,现在已经开始由个人拿钱出来,个人碳交易已经初具规模,但未来如何发展还需要不断摸索。”
同时,我国已经设定“十二五”期间二氧化碳强度下降17%的目标,如果要进行强制性碳指标购买,未来必须对大型工业企业、交通以及建筑行业进行碳交易指标的限定。基于资源的个人碳交易只能作为一种有益的补充。
“实现未来更多的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碳交易,必须要在基础制度设计上有重大突破,对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排放实行有效的总量控制,并通过总量控制使排放权成为稀缺产品或者商品,这样才会形成碳交易的内在动力。”李佐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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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目前我国碳排放总量配置的问题尚未解决,这与我国仍处于城市化、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直接相关。因此,中国在国际社会只承诺碳强度的减少,而不承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减少。
“要想真正做到控制碳排放总量,必须要等到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到来,也就是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那时候我们才可以向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在总量上进行控制,实现大规模的市场交易。”李佐军说。
日常碳排放指标
在环境交易所的平台上,公众可以通过碳排放计算器明确了解自己的排放量。如下列举一些常见的日常碳排放指标。
乘坐飞机飞行1000公里的碳排放约为140公斤;开车100公里碳排放约为16公斤;平常家庭用电100度的碳排放约为96公斤。
个人实现上述碳中和,每年投入200元左右即可。
中国每年人均碳排放量为4~5吨,每吨
价格在10~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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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众只能通过环境交易所的平台实现碳减排交易。未来将开辟个人信用卡积分、手机话费积分、飞机里程积分兑换减排量等形式,便于个人实现碳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