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气巨头在用林业碳汇“洗绿”吗？

 

那么，通过林业碳汇的方式减排为什么会遭受“洗绿”的质疑呢？这种质疑是否具有合理性？

 

为了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1.5℃以内（即19世纪工业化前的水平），温室气体排放量必须最迟在2025年之前达到峰值，到2030年减少43%（相较2019年的基准线），同时甲烷排放也需减少三分之一，并且最晚在2050年前达到净零排放。

 

叶睿琪告诉华尔街见闻，森林生态系统固定的二氧化碳并非永久性存储，而是随着森林生长状态不断变化。

 

“生态因素（如病虫害、气象灾害、地质灾害）、人为干预（如采伐盗伐、林地转换、政策变动），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都会对森林的状态产生影响，使森林所能发挥的实际固碳效应受到诸多限制，甚至可能发生逆转，从碳汇转变为碳源。”据她分析，不仅如此，在林业碳汇项目减排量核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基线难定、额外性争议、重复计算问题和碳排放泄露风险等，都可能导致林业碳汇项目的减排效果被高估。

 

叶睿琪对华尔街见闻补充解释称，由于额外性和基线都是人为设定的理论值，难免参杂了主观因素，在现实中很难得到检验，尤其是减少毁林类项目，“因为要证明未发生的事太抽象了，所以项目的碳汇效益很容易被高估，引发了气候专家学者的担忧。”

 

比如说，在REDD+项目中，通常会假定如果没有项目的保护，树木将不可避免地遭到砍伐。为此需要计算出在没有该项目干预时，将会发生的森林砍伐情况，以此划定基线。基线越高，意味着该区域面临的毁林风险越高，则相应项目保护森林后产生的减排量就越多，项目可发放的信用额度也就越多。特别是在自愿碳市场中，一个项目产生更多的碳信用意味着更大的收益，因此项目开发者更有可能选择对减排量的计算“更有利”的基线。

 

“客观存在的方法和技术局限与经济利益相叠加，让林业碳汇项目的基线判定、额外性论证以及减排量核算产生了许多模糊地带，林业碳汇项目是否能如期实现减排效果也有待商榷。”叶睿琪对华尔街见闻表示。

 

此外，根据绿色和平的报告，纵观过去10年（2012-2021）的全球碳收支情况，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碳排放仍有44%留存在大气中，而且在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的情景下，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在降低大气二氧化碳累积方面的碳汇作用会减弱。

 

IPCC的报告也指出，农业、林业和土地利用（AFOLU）领域的减缓措施可以实现一定规模温室气体减排并增强碳移除，但无法完全弥补其他经济部门拖延行动导致的碳排放。

 

全球碳计划（Global Carbon Project）近日公布的年度评估报告《2022年全球碳预算》亦指出，如果想要达成1.5℃（可能性50%）的温控目标，全球碳预算仅剩3800亿吨，而2021年人为排放总量为402亿吨，接近2019年的创纪录水平。

 

粗略估算，如果继续保持当前排放水平，即便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每年贡献73亿吨的经济减排量，碳预算仍将在12年内告罄。毫无疑问，生态系统无法成为吸收二氧化碳的无底洞。 

 

绿色和平的观点认为，森林碳汇潜力有上限且不具备永久性，依靠森林增加碳汇仅仅是响应碳中和的一种低成本、暂时性的补偿措施，应对气候变化最终必须通过能源结构优化和经济转型实现深度脱碳。

 

其发布的报告还建议，在实施造林、营林有关项目时，不应以“增加碳汇”为单一目标，而需综合考虑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推动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社区发展等多重效益的天然林修复和经营管理以及适地适树的科学造林，才能持续提高森林固碳量和固碳能力；同时也要加强森林碳汇相关科学研究与技术支撑，构建科学透明的森林碳汇计量、监测和报告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