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COP29的成功作出重要贡献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 《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于2024年11月24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闭幕。COP29最终达成名为“巴库气候团结契约”（Baku Climate Unity Pact）的一揽子平衡成果，特别是确立了新的气候资金集体量化目标（New Collective Quantified Goal， NCQG），完善了《巴黎协定》第六条国际碳交易机制的运行细则，并在减缓和适应等问题上取得了积极进展。如果说《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达成了《巴黎协定》 的首次全球盘点成果，明确了各方气候行动的方向；那么，COP29达成的包括NCQG在内的一揽子成果，则是为气候行动所需的支持保障指明了方向。这是全面有效落实《巴黎协定》的关键一步，不仅为各方持续开展气候行动奠定了重要基础并提供了保障，也进一步证明了气候多边进程的有效性，释放出各方推动进程向前的积极信号。在此过程中，中国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积极引导进程走向，为COP29提供了重要政治动力和技术解决方案，为COP29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COP29就NCQG等议题达成重要成果

 

（一）NCQG通过

 

经过三年的NCQG技术专家对话和多次工作组会议，COP29就2025年后的NCQG达成一致并通过相关决定。该决定确定了新的气候资金集体量化目标、支持领域、来源和工具，并对资金获取、透明度等方面作出了安排。其中，最受各方关注的是资金的量化目标数额，即发达国家缔约方带头到2035年前每年提供和动员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气候行动。资金来源多样，包括公共和私营资金，以及双边和多边等其他来源。COP29呼吁所有行为体共同努力，使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气候行动的融资规模能增至每年至少1.3万亿美元，包含所有公共和私营资金来源。尽管该金额与发展中国家的资金需求仍有较大差距，但这已是当前复杂形势下多边进程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据 《金融时报》等外媒报道，在COP29的最后时刻，各方紧急外交努力挽救了《公约》及其 《巴黎协定》。有观点指出：“若此次未能达成资金议题的共识，在未来的缔约方会议上，关于资金问题的讨论可能会更加艰难。”

 

（二）关于 《巴黎协定》 第六条国际碳交易规则达成一致

 

《巴黎协定》第六条国际碳交易规则是COP29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各方关切和博弈的重点议题。各方在COP29首日通过了第6.4条多边碳交易市场机制减排信用方法学的相关决定，在闭幕阶段通过了第6.2条和第6.4条实施细则剩余关键技术问题的决议，从而推动了双边碳交易和多边碳交易机制的付诸实施。在该议题下，相关机制供《巴黎协定》下的缔约方自愿参与，不干预各国国内碳市场规则的设计。COP29在该议题上取得的积极进展，标志着《巴黎协定》下碳市场机制及其实施条件已基本成熟，也意味着工作重心由国际规则设计转向国内实施。

 

（三）减缓工作方案和全球适应目标等问题也取得积极进展

 

“巴库气候团结契约”还包括了减缓工作方案和全球适应目标的相关决议。关于减缓工作方案，COP29全面回顾了2024年以城市和建筑为主题的全球对话所取得的积极进展，体现了该议题授权的对话活动作为各方经验交流平台的促进作用。关于全球适应目标，COP29最终建立了“巴库适应路线图”，包括“巴库适应高级别对话”，为推动全球适应目标的细化落实创造了条件。

 

二、COP29的中国贡献

 

自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以来，发达国家首次提出“到2020年每年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资金问题而动员1000亿美元”的承诺。在COP29上，资金问题再次成为焦点，各方对NCQG达成共识抱有极高的期待。然而，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全球经济形势下滑，地缘政治冲突加剧，极端天气灾害频发，全球南北方的气候立场分歧显著，美国可能再度退出《巴黎协定》，这些都给气候进程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中国代表团始终坚持维护《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的制度框架，秉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多边进程不断向前，对COP29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中方高度重视本次会议，为COP29的成功注入了强劲的政治动力，展示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理念和成就。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了COP29期间举行的世界领导人气候行动峰会并致辞，宣介我国1770亿元人民币的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资金贡献。这不仅明确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自愿出资的立场，也敦促发达国家正视自身的出资义务，为COP29解决资金问题明确了方向，为多边进程注入了重要的政治动力。丁薛祥副总理还出席了中方主办的“加强早期预警，共筑气候适应的未来”高级别会议、“国际零碳岛屿合作倡议”发布会等活动，展示了中国在气候行动方面的理念和成就，为COP29营造了良好氛围。在COP29开幕后的第七天，习近平主席赴巴西里约热内卢出席了二十国集团（G20）第十九次领导人峰会，在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里约热内卢峰会宣言》中明确指出：“支持COP29取得成功，期待达成新的气候融资集体量化目标。”这为COP29的成功提供了重要动力，也有效排除了质疑COP29成功的政治杂音。

 

第二，中方广做各方工作，为多个关键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并推动COP29取得成功，有效维护了多边进程的有效性。COP29是承上启下落实《巴黎协定》的重要会议，也是各方期待已久的将形成NCQG的大会。在美国可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的阴影下，COP29的成功对于维护多边主义和气候多边进程的有效性具有重大意义。中方全面深入参与各议题磋商，团结发展中国家积极发声，与发达国家和其他集团保持密切沟通对话，广做各方工作，推动各方聚同化异、相向而行。在NCQG、《巴黎协定》碳市场机制、减缓和适应等关键议题上，中方提供了建设性的搭桥方案，为COP29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中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具有确定性和连续性，始终以切实行动助推全球气候治理多边进程向前行。相比一些国家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的倒退和反复，中国气候变化政策的确定性和连续性持续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注入了正能量，也有力推动了多边进程稳步前行。正如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的，实现“双碳”目标，不是别人让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中国始终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以切实行动践行了“以实则治”的气候治理理念，并取得了显著成效。2023年，中国持续推动碳排放强度下降，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同比提升0.3个百分点，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5亿千瓦，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的比重突破50%，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4.02%。COP29期间，中国代表团通过“中国角”系列活动积极宣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成就，向国际社会生动讲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故事,展示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与行动。

 

第四，中方广泛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助力南方国家开展气候行动，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风范。根据《公约》，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开展气候行动和提升气候雄心的前提。尽管发达国家在2009年承诺“每年动员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但十几年来，因发达国家出资乏力，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需求仍有巨大缺口。在此背景下，尽管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但仍尽己所能，通过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自愿提供气候支持，充分展现了负责任发展中大国的风范。截至2024年10月，中国已与42个发展中国家签署53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开展了近百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累计实施300多期气候变化相关领域或主题的能力建设项目，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1万余人次的培训名额。中国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不仅帮助发展中国家在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提升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促进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协同发展方面取得积极进展，还有效改善了当地民生并提升了人民福祉。

 

三、展望和建议

 

多边进程充满挑战，需要凝聚各方智慧，持续推动其向前发展。中国在 《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的达成和落实过程中，始终坚定维护《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的目标和原则，持续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国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方面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不断向前提供了国际社会珍视的确定因素。尽管COP29的资金成果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仍有很大差距，并未能让所有缔约方满意，但仍锁定了未来十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融资支持的共识，为发展中国家开展气候行动和2025年提交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奠定了一定基础，更标志着多边主义和气候多边进程的胜利，证明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的大势不可逆转，全球气候行动的国际合作将继续向前推进。

 

2025年将迎来联合国成立80周年，同时2025年也是《巴黎协定》达成10周年。按照《巴黎协定》的规则，各国将在2025年提交各自新一轮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在国内方面，建议我国的研究智库和学术界结合全球气候谈判形势和最新成果要求，为编制和落实中国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等国内履约工作提供研究支撑和政策建议。在国际方面，建议我国继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巩固好基础四国和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机制，加强与COP30主席国巴西、G20主席国南非的沟通，增进与发达国家和非洲集团、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交流，增进理解和互信，深化国际务实合作，携手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多边进程，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作者：

 

1.许玲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国际政策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2. 樊星，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国际政策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本文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