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郇庆治教授：“碳政治”——国际绿色话语的中国案例

党的二十大将“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列为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及任务总要求之一，这标志着“双碳”话语与政策已经纳入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成为全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任务目标和实践进路。“碳政治”成为继“可持续发展”之后国际绿色话语成功实现国内主流化的一个经典案例。

中国“碳政治”的“自主立场”“自主认知”“自主战略”
 

无论是“低碳”或“相对减排”还是“双碳”或“绝对量（达峰后）减排”，以及从“低碳”向“双碳”的积极稳妥过渡，其实都是一些完整系统的“碳政治”话语（政策）理论，同时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又构成了一个国别或地域特色鲜明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而就后者来说，它至少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要素或特征：自主立场、自主认知、自主战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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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立场”是指中国“碳政治”话语（政策）建基于“自己要做”的内部动力而不是“别人要求我做”的外部压力，其关键之点是拥有对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及其应对举措做出主体性自主判断的能力与条件。正因为基于这种自主自愿的立场，所以才会产生自主性的认知和达成自主性的战略行动。“自主认知”是指中国“碳政治”学界围绕“低碳”和“双碳”这一目标或聚焦点所构建起来的自主性知识体系，从而提供了关于“低碳（双碳）社会”及其实现的“为什么”“是什么”和“如何做”意义上的系统科学理论阐述。“自主战略（行动）”是指中国党和政府基于自主性立场将“碳政治”知识付诸实践的自主战略或行动选择。
 

因而，中国“碳政治”话语（政策）的根本所在，是我国对于自己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自主性立场与认知行动。
 

环境人文社科议题上国家（地方）自主性与全人类共同性之间的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所有的生态环境议题都存在着“国家（地方）自主性”和“全人类共同关切”之间的张力或冲突。
 

一方面，全球气候变化的跨国或超国家规模影响将当代生态环境挑战及其危机清晰地展现为一个世界范围或人类社会（文明）存续意义上的问题。也就是说，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当今世界所有成员的“共同责任”或者说“政治正确”。因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都明确承认的公平原则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其实是一致的，其要义则是动员起国际社会最广泛有效的行动。
 

但另一方面，必须承认的现实是，国际社会或人类社会（文明）并不是一个均质的或统一的整体，而首先是分裂为自然地理区域、经济政治发展或历史文化传统各不相同的现代民族国家。也就是说，虽然人们经常会说自然（生态）不认识主权（行政）边界，但同样不可否认，如今的地球除了南极等个别地区和国际公海、空域外都是被所谓的主权或行政边界所占据或分割的，真正“无主”或“公地”意义上的自然生态系统已经屈指可数。 本`文@内-容-来-自；中_国_碳排0放_交-易=网 t an pa ifa ng . c om
 

相应地，“全人类共同关切”或“全球意识”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和话语理论当然可以逐渐构建起来，而像“只有一个地球”“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等标语口号也会产生一定的世界性社会政治动员效果，但不难设想，建基于这种话语认知的国际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努力未必能够顺利转化为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自主性积极行动。可以说，过去30年围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两个议定书的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或“碳政治”，是这方面的一个经典例证。换言之，实现“全球思考”的全球性依然并非易事。我们不能否定“国家（地方）自主性”有可能会导致“全人类共同性”的积极或理想结果，但同样也不能过于自信或天真，至少不能将这种积极或理想结果视为理所当然。
 

环境人文社科自主知识体系与学者主体性之间的关系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_碳0排0放^交-易=网 ta n pa i fa ng . co m
 

进入新世纪，国际生态环境治理合作和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过程中的话语或政策议程竞争日趋明显。对于欧美发达国家来说，它们更希望强调、也更擅长凸显生态环境问题的全球性或人类共同性一面，并因而有意无意地把本质上是区域性或国家性的认知观点与应对政策宣称、进而操控设置为国际制度的甚或全球性的话语与政策；相形之下，即便是最强大的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印度和巴西，也经常会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国际环境治理合作舞台上的有理说不清或失语状态。事实上，这种窘况不仅出现在像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这样严肃的国际履约谈判场合，也广泛存在于重要国际环境政府间或非政府组织的议程设定与日常管理之中。比如，对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议定书履约谈判影响巨大的IPCC及其报告，尽管其中的确吸纳了一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科学家的参与，但欧美发达国家科学家的主导地位是确信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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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对于上述事实的意识与反思，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重视自己在国际环境治理合作舞台上的话语权和议程设置权，而不再只是过程在场和政策落实意义上的积极参与。因而得强调的是，面向人类社会未来的中国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方案，不能局限于“3060双碳目标”这样具体意义上的“国家自主贡献”，还应立足于一个系统完整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或“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对于新时代的中国环境人文社科学界来说，学术自主性同时意味着一种心系天下的绿色知识视野和献身中华的生态政治自觉。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