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副院长关大博：中国碳排放长期被高估，掌握排放数据国际话语权迫在眉睫

 

NBD：您认为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过渡期的实施细则生效后，我们还存在哪些困境？

 

关大博：目前，国际报告中关于中国碳排放的数据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科研及政府机构发布，其碳排放量的核算主要依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估计。欧盟采用的“碳关税”核算数据库，是由欧盟环境部门开发的，数据由欧盟掌握，由于我国在这方面没有相应的话语权，因此在相关数据和信息的掌握上处于较为被动的情况。因此，我对当前的数据话语权问题感到更加担忧。

 

全球主要有五个碳排放数据发布机构，比如国际能源署、欧盟和美国的数据库等。在中国，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都建立了数据库，主要属于研究体系。

 

我们了解到的是，欧盟的数据库要比中国科研团队对中国碳排放的估算高很多，也就是说欧盟的估算结果没有我国科研团队核算的精细、准确。从这个角度来讲，有可能在某些领域，比如钢铁等行业，会造成碳排放强度高于欧盟平均值的现象。尽管这对整体的影响量并不大，但是对个别企业还是会有一定影响。

 

所以目前我国在国际报告中碳排放数据话语权上的不足，会影响未来重要的科学证据支撑。我们一直希望中国碳排放数据库能被国际社会所承认。

 

NBD：我国建立碳排放数据库遇到了哪些难点？

 

关大博：在相关技术、学术研究或者领域覆盖的精细度等方面，我国都比欧盟和美国做得好，但国际报告中的气候变化、碳排放的数据话语权掌握在西方手中。

 

举个例子，气候变化的关键科学依据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每隔几年发布的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之前报告中数据来源的硬性要求是，每位科学家要引用的所有数据一定要来自美国开发的数据库或者欧盟开发的数据库，不可以用其他数据库。

 

所以，我国在这方面亟需改善的不是技术，而是数据话语权。因此，还需要政府或者相关机构牵头，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基于中国国情和发展中国家国情的数据平台。

 

我是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的主要作者，也是IPCC数据组的成员之一。IPCC此前的评估报告只能使用美国的数据库。当时我参与这一报告时，欧盟十几位作者在欧盟委员会的协同下，与联合国进行了多轮谈判，IPCC同意从第五次工作报告开始，既可以用美国的数据库，也可以用欧盟的数据库。

 

当时，我国还不具备相关的数据基础或者未做到全球数据覆盖，不过2020年以后，我国已经具备相关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