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在2023外滩金融峰会上发布2023外滩
绿色金融报告《中国转型金融发展研究》。该《报告》认为，一些情况下，充分利用
价格激励机制促进
碳减排，不应被视为“洗绿”或“假转型”。
有观点认为，只有从大气中吸收或者储藏的二氧化碳（全吸收型
碳信用）才可作为
碳信用或碳抵消额度来使用，而由于
碳排放强度降低而减少的
碳排放（相对型碳信用）则不行。对此，《报告》指出，这两种类型的碳信用（碳抵消额度）对实现当年的碳排放目标是等效的。
另有观点称，一些国际大企业通过购买发展中国家的低价碳信用来实现减排目标，存在价格套戥。对此，《报告》认为，无需过于担心，在国际
碳市场逐步有序联通，大企业持续购买低价碳信用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碳信用价格会明显提升，国际大企业最终不得不“啃硬骨头”才能实现碳减排。
《报告》指出，金融支持绿色低碳转型，必须通过各类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来实现。政策工具可分为价格型和非价格型两大类。价格型工具对负外部性进行定价或者对正外部性进行补贴，以提升绿色项目的相对竞争力；非价格型工具则主要通过对市场主体形成激励约束，促其行为符合绿色低碳发展要求。
《报告》认为，价格型和非价格型工具的划分并非绝对，有的非价格型工具也会对价格产生影响。例如，有的货币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包括税收抵免等）可以降低
新能源价格、提高化石能源价格，可以折算成具体某个年度的等效价格激励量，实际上起到了价格型工具的激励约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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