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风险的演进趋势与应对之策

 

　　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风险挑战，促进具有气候恢复力的发展路径转型，气候风险治理势在必行。气候风险不仅来自于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也与经济社会的暴露度和脆弱性密切相关。综合应对气候风险，需要在全球、区域、国家，以及部门、城市等次国家行为体等不同层面，通过政府、企业、社会群体和公众等不同主体的共同参与，构建气候风险多层治理体系，引导和鼓励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从而实现增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降低气候风险的社会功能。

 

　　在全球层面，2021年11月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届缔约方大会（COP26）完成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中市场机制、透明度规则以及共同时间框架等几个遗留问题，并就减缓、适应和资金等关键问题形成了相对平衡的一揽子成果，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全面实施《巴黎协定》的新阶段。《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为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取得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会议通过的《格拉斯哥气候公约》集中体现了加强全球气候治理应对气候风险的全球共识，其关键要点包括：首先，重申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和不断加剧的气候风险发出严重警告。其次，罕见地将适应段落提到了减缓段落之前，凸显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会议决定建立并启动为期两年的格拉斯哥—沙姆沙伊赫全球适应目标两年工作计划，探讨落实《巴黎协定》全球适应目标的要求。损失损害也从适应中独立出来作为单独一段，以强化适应行动并更多关注遭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最为脆弱的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再次，减缓依然是核心，在重申《巴黎协定》目标的同时着重强调1.5℃目标，呼吁各缔约方加速能源转型进程，逐步减少无减缓措施的煤电，取消低效率的化石燃料补贴等。最后，在资金方面，会议要求发达国家尽早实现2009年承诺的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的目标并持续到2025年，并于2024年制定2025年后新资金量化目标，2025年将适应气候资金总额在2019年基础上至少增加一倍。总之，格拉斯哥气候大会虽然为加强全球气候治理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应对全球气候风险不可能一蹴而就，各方将承诺变为实际行动仍然任重而道远。

 

　　近年来，我国在应对气候风险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一方面是与防灾减灾相关的观测监测、预警预报、应急响应、社会动员、物资储备调用、重大工程设施、灾害损失评估和灾后重建等，另一方面是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战略、政策和行动。在国家层面，中国发布《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在部门层面，适应气候变化在减贫、城乡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健康保障等多领域政策中有所涉及。在城市层面，2015年财政部、住建部、水利部开展海绵城市建设试点，首批列入16个城市。2017年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开展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首批列入28个城市。在企业层面，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气候风险纳入风险管理，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国有银行均在其社会责任报告中对环境社会治理（ESG）进行披露，并增加了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相关信息。

 

　　然而，在全球气候风险日益严峻的新形势下，加强气候风险治理体系建设仍是一个需要努力破解的新命题。首先，现有以防灾减灾为主的气候风险治理体系仍需加强。未来特大暴雨等气候灾害可能并不罕见，需要有更合理完备的预案，更加快速精准地沟通风险信息，多部门应急响应，协同联动，调动资源等。其次，防灾减灾和气候适应的政策体系之间还相对独立，需要融合发展。对气候风险的理解不只是突发性的气象灾害，缓慢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可能损失更大。对典型气象灾害的分析和反思，往往是提升气候风险意识和加强气候风险治理的契机。只有在国家、部门、城市、企业乃至个体等多层次上全面提升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才能在下次气象灾害发生时应对得当，减少损失。最后，减缓和适应之间存在不平衡，减缓和适应行动的协同效益还没有充分挖掘。一些部门、一些领域在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时对适应气候变化重视不够。实际上，减缓和适应都是气候风险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减缓和适应行动还存在协同效益，如生态工业园建设，通过清洁生产、能源审计、生命周期分析的国际认证、产业共生、城市共生等手段，在增强城市可恢复力的同时具有非常明显的节能减排效果。又如，林地和湿地保护、生态系统修复在增强生态系统可恢复力的同时还能增加碳汇。

 

　　总之，从长远来看，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加强气候风险的多层治理体系建设，还要跳出气候变化，在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大框架下，促进面向具有气候恢复力的发展路径转型。面对这一关系人类未来命运的宏大考题，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将以实际行动交出一份负责任的答卷。

 

　　【注：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碳中和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总体战略和阶段性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2ZDA11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