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丨我国可再生能源融合发展之路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与新形势

 

（一）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成就斐然

 

我国可再生能源经过40余年的发展，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装机容量还是产品设备的产能产量都位居世界前列。

 

根据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2022》，截至2022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12.13亿千瓦，超过了煤电装机规模，在各类电源总装机容量占比上升到47.3%；年发电量2.7万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31.6%。其中，风电、光伏年发电量首次突破1万亿千瓦时，接近中国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可再生能源在保障能源供应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2022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相当于减排全国二氧化碳约22.6亿吨，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可为其他国家减排二氧化碳约5.7亿吨，合计减排二氧化碳28.3亿吨，为我国清洁低碳转型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新形势和新机遇

 

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可再生能源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提出“积极发展非化石能源。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海洋能、地热能等，不断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大力发展新能源。到2030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超过 12 亿千瓦。“双碳”背景下，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持续增加，碳中和阶段其装机容量有望超过50亿千瓦，成为我国电源的绝对主力。

 

随着能源转型的深入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着新的发展形势：可再生能源比例持续增加，电网灵活性不足逐渐显现，要求通过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提升可再生能源提升电网友好性，降低发电成本，可再生能源将向高质量发展迈进；跨界进入可再生能源的企业日益增多，可再生能源行业同质化现象加重，竞争加剧，对企业技术创新、降本增效和运营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俄乌冲突使能源安全再次成为全球热点之一，多个国家和地区将可再生能源作为实现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力，提出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宏伟目标和保障措施，带动了海外可再生能源的迅速发展，可再生能源成为新的国际合作热点。

 

关于推进可再生能源融合发展的几点思考

 

如上所述，未来，可再生能源将高比例、大规模发展，将从举足轻重向担大任者转变，从补充能源向主体能源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可再生能源行业发展逐渐呈现融合之势，包括上下游产业的融合，与其他能源的融合、与其他行业的融合以及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融合。

 

（一）可再生能源产业链上下游融合将有助于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

 

当前我国风电和光伏行业还面临着诸多问题、痛点和难点，包括阶段性的供需失衡、部分供应链价格急剧振荡、高比例接入带来的消纳难题、储能的强制配置、用地与生态环境保护、地方保护主义等，这些都是实现可再生能源高比例发展需要克服与解决的现实难题。

 

因此，可再生能源行业出现了更多的上下游协同发展，在光伏领域，硅料与硅片企业、硅片与组件企业、组件与发电企业深度合作，企业通过战略联盟、签订长单、技术合作、互相参股等方式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共同抵御供应链的风险与挑战，主动布局价值链高端环节，推动产业链和供应链转移，提高产业链的效率，有效降低产业链的成本。

 

在风电领域，很多风电企业从单一业务向风力发电、风电制造和风电服务转变。风机制造头部企业纷纷向新能源和智能电网、储能、光伏、制氢及综合能源开发转变，成为综合能源服务商。通过这些上下游的融合发展，可以联合研发攻克产业链存在的技术问题，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效率，降低整个产业链的成本，提升可再生能源的经济回报和竞争力。

 

（二）可再生能源与其他能源融合发展提升稳定性和可靠性

 

风电和光伏发电具有波动性和不稳定性，无法提供调频调峰和转动惯量。风电和光伏发电大规模高比例接入电网，给电网的稳定运行和安全性带来了一定挑战，同时将增加电网的调度成本。可再生能源需要和其他能源融合发展，提升其稳定和可靠性，减少对电网的冲击，提升对电力系统的友好性。因此，可再生能源逐渐与煤电、核电、天然气发电呈现融合发展态势。

 

不仅如此，可再生能源与氢能、储能也将融合发展，实现风光水火储一体化的开发模式，一是通过电源之间的互济，减少风电和光伏发电不稳定对电网的冲击，保障电网的稳定运行，二是通过氢能和储能的大规模应用，既可以平滑光伏发电和风电的出力曲线，又可以部分解决弃风弃光的问题。在我国的东部、中部地区，加强受端依托省区外电力与本地电源共同满足新增电力需求，实现“电从远方来”与“电从身边来”相辅相成，提升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水平。

 

在这方面，除了五大电力集团积极布局可再生能源之外，许多其他能源企业也纷纷布局可再生能源，如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中煤集团、中国广核、中核集团、中国电建等中央企业都成立了新能源相关的子公司，依托各自的特长开展可再生能源业务。

 

（三）可再生能源与其他行业融合发展拓展应用场景，提升应用水平

 

未来，可再生能源电力作为生产要素，将实现跨界融合，与其他行业融合发展。

 

一是实现与材料、化学、化工、电子、机械、电气、电工、电子、玻璃等行业融合，提升原材料、零部件、整机的质量和性能，延长使用寿命，提高电网友好性和环境友好性，尤其是有利于攻克“卡脖子”的关键原材料和零部件。

 

二是实现与风能和太阳能资源评估预测技术、自动控制技术、数字技术、仿真技术、通信信息技术、无人机等行业的融合，提升风电光伏功率预测的精度，提升运维管理的智能化和数字化，降低运维成本，提高运行效率，提前预测极端天气，减少运行故障。

 

三是实现与钢铁、石化、水泥、冶金、农业、交通、建材、建筑等领域的融合，进一步拓展应用场景。可再生能源不仅要承担电力行业的二氧化碳减排，而且要通过提高电能在终端用能中的比例，减少其他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比如，通过车联网与电动汽车的融合发展，降低交通领域碳排放；通过短流程炼钢减少钢铁行业碳排放；通过绿电制氢为石化化工领域提供绿氢，减少石化化工行业的碳排放；通过与乡村振兴融合，为农村地区提供清洁能源，同时助力乡村振兴；等等。

 

四是实现与金融行业的融合发展。未来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发展离不开金融行业的发展，而可再生能源也属于绿色金融重点支持的领域，因此，可再生能源将与金融行业融合发展，将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并为可再生能源+氢能、可再生能源+储能等新业态和新模式提供资金支持，最终通过产融结合，实现氢能和储能的商业化，为可再生能源高比例发展奠定基础。

 

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和2022年超过70家企业跨界进入了新能源领域，包括比亚迪、康佳集团、振华重工、中国信达、海尔集团、海螺水泥、TCL、宝丰集团、中国燃气、中兴通讯等。企业覆盖范围涉及园林绿化、玻璃纤维、建筑、汽车制造业、家居、铝业、餐饮、煤炭、房地产、耐磨材料、电子、造纸、化工、生猪养殖、水泥、燃气等。

 

（四）可再生能源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融合发展助推全球可持续发展

 

在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全球共识。无论是欧盟、美国、日本、韩国、英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还是东南亚、中西亚、中东、南美、非洲等地区，都将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这为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展国际合作创造了条件和空间。

 

我国可再生能源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中，在政策法规制定和执行、产品研发和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建设、市场培育、人才培养、标准规范制定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借鉴。

 

另外，我国具备完整的可再生能源产业链，无论是光伏组件、逆变器等，还是风电机组，都具备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合作的技术和产能。同时，我国在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运营、工程总承包等方面实战经验丰富，尤其是在复杂环境下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具有大量的经验，具备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合作的基础。

 

因此，未来海外市场空间巨大，尤其是在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不再新建境外煤电之后，我国可再生能源将成为能源领域走出海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助推全球可持续发展。

 

推进我国可再生能源融合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是加强沟通交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全球形势和各行业都处于大变化的时期，可再生能源上下游之间、各能源品种之间、各行业之间应充分交流，了解彼此的需求和强项，碰撞出合作的灵感，促成合作，提高合作效率。

 

二是促进有序发展。融合发展并不是要同质化竞争，而是要通过深入了解可再生能源行业、可再生能源企业之后，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寻找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定位和作用，实行差异化竞争，为可再生能源行业发展赋能，同时为各自的企业开发出新业务、新市场，实现企业的新旧动能转换，从而实现有序发展、互利共赢。

 

三是联合攻关创新。可再生能源高比例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诸多挑战，需要上下游、不同能源品种、不同行业针对存在的“卡脖子”技术、装备和难题，进行联合研发、联合攻关、联合创新，攻坚克难，为可再生能源的高比例、大规模、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四是加强国际合作。海外市场前景广阔，但是国内的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应该加强与当地的交流与合作，做好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的工作。同时，注意国际合作的多元化，可以从能力建设、政策制定、人才培养、项目开发等多个维度开展国际合作，实现与当地的融合发展。